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三、六都寨版多壮观 

2014年元月18日午后，天津大学冯研院拍片队伍开抵六都寨镇“八都凿花纸马店”门脸，我向壮硕结实、平易近人的胡如运师傅（1950?）交换名片，其上打印：“祖传秘诀艺术，隆回县六都寨镇政府门面，主营：专业出外制作灵屋、各种阴情出售。”[1]1950年，他在老家石峰村出生，自高祖父算来是第5代，16岁起跟随父亲习艺，产品不仅供应乡亲，就连双丰、靖县、会同、怀化等县市都有销路，俨然成为隆回县北面纸马同行里最具代表者，也被评定为该县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授徒十余位。[2]到达之前透过非遗中心连系好，他慷慨地就在大街铺面上，倾倒出两大袋祖传的纸马印版，有些年代遥远，线条漫漶难辨，早已搁置不理；有些复刻卜刷，残墨未褪，仍然光可鉴人。突然间这般铺天盖地而来，缤纷缭乱之余，着实让初逢的我们与熟识的芳邻目不暇给，就连偶然经过的行人也靠拢涌上，叹为观止。

图01：“胡如运纸马艺术花圈店”门脸及五彩灵屋（杨永智拍摄）

图02：胡如运师傅演示印刷纸马与灵符（杨永智拍摄）

图03：从隆回县六都寨镇石峰村传承的新旧纸马印版（胡如运提供，王小明拍摄）

在胡如运师傅简单介绍过家藏印版的成因和现况，接着不急不徐地拿起油漆刷子涂墨抹版，覆纸之后直接双掌按压，即完成一张张朴拙庄严的相衣面目、〈元始安镇天尊〉纸马与五方大帝灵符。并且精心拣出一批选用竹纸精印，亲笔題寫标题的新印本，赠送我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典藏；[3]胡夫人更忙里忙外招呼，准备甘蔗、柑橘和热茶招待工作同仁，热情备感温暖。一时技痒，我也卷起袖口，当街客串临演，试刷几幅老纸马印版，胡师傅看了直说还行。突然，胡夫人从旁制止：“女人不可以印！若是坚持，必须得要净手。”幸亏非遗中心人员游说缓颊，方才勉为其难让王坤女讲师醮墨触版，完成印纸权充调研之用而已。

图04：纸马店木橱玻璃窗上黏贴朝拜南岳衡山“南岳圣帝”需要的纸马明细（胡如运书写，杨永智拍摄）

囿于时间局促，仅只采集到新印本共37种：1.〈南岳〉；2.〈北斗〉；3.〈南宫〉；4.〈火德星君〉；5.〈龙王〉；6.〈雷神〉；7.〈灵官〉；8.〈梅山〉；9.〈寿佛爷爷〉；10.〈观音大士〉；11.〈开山祖师〉；12.〈鬼谷子〉；13.〈辖神总督〉；14.〈忠靖王爷〉；15.〈周仓〉；16.〈将军〉；17.〈卢公〉；18.〈庙王〉；19.〈灶公〉；20.〈地主公公〉；21.〈土地公公〉；22.〈女像〉；23.〈屋檐童子〉；24.〈杜康〉；25.〈司命科〉；26.〈司命〉；27.〈功曹〉；28.〈发牒〉：亦名〈曹马〉；29.〈井泉〉；30.〈城隍〉；31.〈申发〉；32.〈车夫〉：左右相对一体刻成，黏贴在“灵屋”的四角下方，象征送达冥府的脚力；[4]33.〈河沙戒牒〉；34.〈元始安镇天尊〉：印于黄色纸，画题之下增印：“青龙巍巍，白虎锵锵，朱雀赫赫，玄武堂堂。免家解散，盗贼潜藏，火光入地，有怪消亡”文字；35.〈五方大帝灵符〉：五种一体刊出；36.〈疏文〉：开头云“今据中国湖南省隆回县”，末行云“天运公元□□□□年吉月吉日沐浴上呈”；37.〈普庵符〉：印于红色纸，符头两侧加刻“安龙、镇宅”“堆金、积玉”，符身两侧多锲“五龙归位、八将还方”，符脚两侧添镂“东仓、西库”等对词。

图05、 06：〈车夫〉纸马的旧印版与复刻新印本黏贴的位置（胡如运提供，杨永智拍摄）

图07：我模仿胡如运师傅手法现场试刷效果（杨永智印刷，吴京南拍摄）

上述前24种纸马，俗名相衣、像马或冥衣，属于隆回当地百姓对于神鬼模样的统一说法，邵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刘期贵详加诠释：“把神像印刷在纸上，凭借冠戴、颜面、胡须、服饰、手执物等来辨别神像的依据，如〈黄帝〉、〈玉帝〉、〈天皇〉都是五须，〈元帅〉是三须，〈真人〉、〈郎君〉则是无须。男、女式样也有区别，都是用黑色磨光纸剪裁折疊而成，每件都有上衣和裤褂。〈玉皇〉、〈王母〉、〈观音〉、〈关夫子〉都准备有单独的印版，其它神圣则视职品地位的高低选择印版，先刷印好，再填上名讳。”[5]同一镇上，在一间蒸菜店旁贩卖纸马的肖孚赞老板（1964?）亦补充：“相衣比一般的纸马要大一些，只印了神像的头面部。在布置水陆道场时，将各种相衣挂在灵位旁，再用一些带颜色的纸剪成帽子、胡子、衣服，贴到相衣头面部相应的部位，拜请诸位神灵都来领受香火。”[6]

图08：〈龙王〉相衣纸马印版与印本（左：刘和平提供，中、右：胡如运提供，杨永智拍摄）

四、荷香橋街幸拾遺 

我们向胡如运师傅贤伉俪珍重道别之后，立马转进隆回县中部荷香桥镇老街补拍取景。漫步在近300米长，呈“丫”字型伸展，清代以迄民国，甚至解放初期，地道湘西南原汁原味的石板路上，手工作坊、古民居、店家客栈、人民公社会场错落其间，就连文革时期标语仍历历在目，每每有不期而遇的惊喜，脚踏外圆内方的古钱形下水道盖板，也和滩头镇三坡街（“高腊梅”木版年画作坊所在）如出一辙。向踱过小什货店的老妪打探要往何处购买纸马？孰料竟回答：“女人不可以碰！”总算，让眼尖的我找到一丝线索：古街入口处有一间“生玉花圈寿被寿衣专卖店”，陈旧橱窗最底层还压着一些残破的纸马，但闻留守小男孩出口：“妈妈出远门，不知卖多少？”一溜烟就跑开了。 

图09：荷香桥镇老街风貌（杨永智拍摄）

图10：荷香桥镇“生玉花圈寿被寿衣专卖店”门脸（杨永智拍摄）

图11：“生玉花圈寿被寿衣专卖店”贩卖的〈表科〉纸马包（杨永智拍摄）

4月11日，承蒙刘期贵先生刻意为我专程跑一趟，购求残余的旧纸马标本，細心妥贴寄来天津并奉告：“今天我特到荷香桥老街，给您选了6份小的纸马。现今店主叫胡生玉，店主的爷爷叫胡松成。”[7]仔细品览每一份纸马包，使用的纸张与颜色略有出入，由外至内核算有9种：1.〈表科〉：纵17厘米、横10.6厘米，取橙、绿或红色纸刷印，充作封面。这是和尚道士开列疏单之后，到纸马店里购买法事专用祭品的统称；[8]2.〈飞虎〉：印于土纸，这是一位凶煞，在和尚道士放焰口大王时使用；[9]3.〈九天司命府君〉：印于红、橙色纸或土纸，祭祀时召请灶神到场使用；[10]4.〈功曹〉：印于土纸，手捧表文，骑马急驰云端，职司监察并兼传檄法旨，举行法事必请之神；5.〈云马〉：印于土纸，为四值功曹准备的座骑，和尚道士传文奏疏时使用；6.〈玉皇诰〉：印于土纸；7.〈井泉〉：印于土纸。相传为一童子，管井之神；8.〈年年发财〉：印于土纸，即赵公明，司掌财运之神，祭典降临，祈求阖府平安、生财赐福；9.〈中天星主大帝〉：印于土纸，即北极星主神紫微大帝。另外，他还多购一款〈九天玄女九天三煞天煞〉：取墨绿色颜料刷版，分别印于桃红（安五方龙神时）、草绿（安中央土府后土紫英夫人时）、[11]黄色或紫色纸面，属于谢八卦地，在家安五方龙神专用的纸马。[12]

图12：相同印版分刷3种纸张的〈九天司命府君〉纸马（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我尝试拣出当中〈年年发财〉纸马作观察，山东平度人吕胜中（1952?）曾经搜罗一款湖南北部益阳市桃江县出品同题样本，命名〈一本万利〉；[13]也是桃江县人的颜新元也到湘北地区采集另一款，命名〈财神‧赵公元帅〉。[14]此两款画额都是由右至左镌出〈年年发财〉4字，赵公明持鞭骑虎，作阴刻团块表现，右手犹加持“一本万利”卷轴，右嵌“日进千乡宝”，左镶“时招万里财”对语，其中‘发’、‘进’、‘乡’、‘宝’、‘时’、‘万’诸字采用简体字；荷香桥印本的题名却是由左到右，省略对语，画心神像更大相径庭，作文官扮相，捧牒乘驹，用阳纹线条勾勒身形。刘期贵以为是赵元帅，我则视作功曹、发牒、申发等禄马类的造形更加接近。

吕胜中从湘北桃江采集的纸本，又称〈新春帖子〉。南京学者张道一教授（1932?）却认为：似是而非当纸马，这种〈吉祥帖子〉不仅在春节贴，一年四季都可贴，主要是讨个吉利。[15]我推测应该是未见相同印版，在不需要因应年节特別刷红，平时则抹黑印于土纸，权充法事焚化纸马的误会。再者，颜新元的湘北藏品也被看待新年持送的“财神”，我翻查过1923年6月，学者胡朴安辑录《中华全国风俗志》，就在下篇第6卷湖南省之部纳入《长沙新年纪俗诗》10首，惜作者不详，当中第8首：“巧把财神红纸裁，乞儿持送进门来。十文竹杠敲虽小，未见招财先退财。”作者并注：“新岁初间，乞儿以红纸印财神像，沿家致送，索喜钱十文，名为送财神。”[16]亦得知1931年4月1日以后在湖南省会长沙市创刊的《晚晚报》，还曾经刊登过一首《新年送财神》竹枝词：“裁就硃红纸一方，印成元帅貌堂堂。正月初一登门送，招财进宝柜中藏。”在地文史爱好者任大猛也陈述：“长沙送财神菩萨，过去敲开门时，必向主家赞一番财喜。”[17]两条引文的财神，恰与湘北两种赵元帅、湘中隆回滩头“和平纸马批发店”〈时行当正〉赵元帅纸马系出同源，[18]如此，隆回荷香桥所出〈年年发财〉纸马洵为异数耳。

图13：采集自湖南桃江（左）、湘北（中）、隆回荷香桥（右）的〈年年发财〉纸马（左：吕胜中提供，中：颜新元提供，右：杨永智提供）

再追溯到1956年1月28日，中国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31日公布推行简体字之前，已经提前一年透过报章杂志推动中文由左至右横排；台湾则要晚到1980年6月，才明文规定公文的中文横式书写方向，改成和英文一样的由左至右。据说台湾舞蹈家林怀民先生（1947?）邀请董阳孜女士（1942?）为“云门舞集”题字时，董阳孜问他：“字是要从左到右，或右到左？”当时林怀民回答：“当然是由右至左。”后来，到了八○年代，为求配合印刷文宣，才改成由左至右。对于这个修正，林怀民先生始终感到惋惜，觉得修改文字排列伤害了气韵，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平反。[19]所以，我认为荷香桥老街的10种纸马，除开〈年年发财〉以外，鐫名刻字皆取繁体，而且由右至左横排，证明雕版年代至晚在1956年之前。同理亦可检验如云南、江苏邳州各产地复刻纸马版的常识判断。[20]

五、长盛菩萨现京华 

2015年8月间，中国知名服装设计师马可（1971?）组织手工艺调研组团队，也来到湖南滩头进行采访，搜罗到不少原始资料与珍贵实物，10月25日选订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77号“文创园”的“无用展厅”推出：“魂兮归来：滩头木版年画展”，不仅将制作工具首度展列，还费神将梅山文化相马相关的典籍文献、复刻雕版与新刷印本同时排比，特别受人瞩目的是：一大巨册由滩头老街“戴长盛号”菩萨店（纸马店的俗名）递传的蓝印本《纸马书》，书幅纵29厘米，横19厘米，封皮楷笔题写：“菩萨店，公元一九九六年传”，内容收录180多幅神像，并且附录〈安神菩萨二十四位圣神咒〉、〈家庭谢地二十四位圣神咒〉、〈开灵二十四位圣神咒〉、〈化船二十四位圣神咒〉等系列，用在安宅、葬地、开灵、化船的运用方法和咒语。 

原来早于廿世纪八○年代，戴长盛老板（1944?）根据这一册祖传粉本照样复刻，“他先刻出粗胚后，与当地雕刻菩萨的曾师傅合作完成了精刻版。这套版刻好后，正赶上纸马行业最好的时候。因品相好，种类全，戴家纸马店的生意着实红火了。[21]

图14：滩头镇“戴长盛号菩萨店”复刻相马新印版鸟瞰（北京无用展厅提供，萨莎拍摄）

马可精选他参照《纸马书》复刻的纸马新印版共计24块，细心用透明牢靠的化学丝线悬吊组串在展场最高处，方便观众前后亲近观察。其下，则拣用滩头镇桃林村李志军师傅（1960?）手抄竹纸刷印出新纸本，逐一平铺在灯箱上，打光烘托，神气活现。主要是以29种相衣作主角：

 

图15：滩头镇“戴长盛号菩萨店”复刻相马新印本（北京无用展厅提供，杨永智拍摄）

1.〈太上老君〉：道教教祖，太清道德天尊；2.〈圣帝〉：南岳圣帝，全称“南岳衡山司天昭圣大帝”；3.〈圣公〉：南岳之父，4.〈圣母〉：南岳之母，皆朝拜南岳时并用；5.〈三军〉：又称三元、三官、三官将军；6.〈将军〉：武官名；7.〈吴将军〉：吴姓宗族当中以英勇善战成为犬戎部落的首领，据说能招财进宝；8.〈齐天〉；9.〈元帅〉；10〈关平〉；11.〈雷祖〉：司雷之神，又名雷公、雷神、雷师；12.〈二郎神〉：与水利、农耕，防止水灾有关的神；13.〈功曹〉：道教的值年、值月、值日、值时四位神祇，职能不只是监察人间功过，还兼传檄法旨的重任，每逢行法事是必请之神；14.〈金童〉：少年修道的童男，凡是神仙所居洞天福地，都有金童玉女伺候。

15.〈梅山〉：即梅山神张五郎，梅山文化中的“狩猎之神”，这是湘西南梅山教中唯一以木雕神像供奉的神祇。相传张五郎得到过太上老君真传，他将法术传播给猎人，这些法术便是民间流传的梅山之法；16.〈仙娘〉：楚巫文化的一部分，指能言善辩的妇人，先发狂病，后成女巫，人鬼之间的媒介，在得到社会承认是神的代理人后，狂病即不再发；17.〈主地〉：职掌守护某个地方的神；18.〈土地〉：地方的保护神；19.〈家先〉：用于正本清源，追念故祖；20.〈守坟童子〉。

图16：六都寨镇石峰村〈梅山〉相衣纸马新印本（胡如运提供，杨永智拍摄）

图17：滩头镇〈梅山〉相衣纸马新印本（戴长盛提供，杨永智拍摄）

21.〈寿佛〉：即阿弥陀佛；22.〈地藏皇〉：即地藏菩萨；23.〈韦陀〉：即韦陀菩萨、韦陀天，佛教护法金刚力士的代表；24.〈罗汉〉；25.〈城隍〉：掌管城池人口的安危，监察善恶；26,〈包青天〉：集文曲星、禄神与阎王于一身；27.〈药皇〉：指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被唐王封为药王。水师及行医之人必得敬奉；[22]28.〈杜康〉：酿酒始祖、酒神、制酒业祖师爷；29.〈庙王〉：用于寺庙打醮。还搭配30.〈玉皇宝诰〉、31.〈功曹〉、32.〈发牒〉、33.〈云马〉等科马参展。[23]

六都寨镇纸马店肖孚赞老板回忆起：“二十世纪四○年代是最辉煌的时期，那时候生意最好，每月能印500来张。解放后，纸马曾被视作封建迷信品禁止刷印，‘破四旧’时期，滩头纸马大量被焚毁，版子也被没收了，他心急如焚，赶忙四处张罗，终于托了熟人偷偷帮忙拿了回来。”“目前纸马不能当主业做，如今纸马赚不到钱，一张只能赚五毛钱，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4]同时，滩头镇老街上的纸马店也只剩三、四家还在经营，其中，戴长盛老板除了“七月半”有售卖纸马，平日基本不印售了，他的老伴还补充：“十年前纸马还好卖，现在销路不好，没什么人买了，一天都卖不到一套，一套也才卖二、三元。”[25]此外，颇耐人寻味的是：肖孚赞夫人的“子女都出去打工，平时也帮忙印一些纸品”，戴长盛夫人受访时“一边掀纸印刷，一边说”，女性能不能印刷或者接触纸马，或许见仁见智，因人设限。

最后还是要举例提醒：位在隆回县黄金井大田村的“张柏梅纸马店”刻制过1种〈二郎神〉相衣，2007年3月印版照片刊登于《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滩头卷》第219页，不知何故？编者却将该店刷印的三目鸟喙〈雷神〉相衣印本图档，错放在第163页，并且误题〈二郎神〉。同年12月面世的《湖湘木刻版画》第202页，继续刊登此款〈雷神〉印本，还是误作〈二郎神〉。2013年9月发行《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南方卷》第524页上图，第3度选用此印本，名称总算订正为〈雷神〉，不过，产地却又误植，错贴与《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滩头卷》第174页同名相衣，产地误置为同县七江水源村“刘定中纸马店”藏版。3部精装华丽出版的图录竟然这般纠结地一再失误，实在不必要虚耗资源，造成海内外认真同道的负面观感。

所以，即便是硕果仅存纸马店祖传或家藏的古老雕版，考据认证都应该严肃面对，包括来自同业间的并购、或者他处辗转收买，甚至官方单位与个人藏品，务必考索清楚，坦白交代。十分感佩一路护持的道法传人、手艺老板的累代坚持，奕世恒守，不需翘首为著述，高抬身价以自栩，透过相衣科马礼拜天地，师法祖宗，惟求“一心诚敬”而已。每一帧图像创作年代纵然难寻，复刻时间却记忆犹新，当调访所得诉诸编辑排版之际，千万谨慎，与其哗众取宠跟风炒作，倒不如诚实加注“老版新刻”字眼，抛弃流传有序的花俏噱头，君不见：下笔有神护，岂可乱视听！

怀化市文化艺术研究所李怀荪研究員归纳得好：“古代的湘西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随着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民族迁徙，这里的文化发生着一次又一次的变迁，一种又一种的文化现象便应运而生。瑶族的大迁徙，导致了梅山文化进入湘西南。‘扯江西、填湖南’，导致了源于江西的道教分支闾山教对湘西南的文化渗透。巫风在湘西南吹拂了几千年，奠定了这里浓厚的巫文化根基。梅山文化的根基也正是建立巫文化之上。”[26]

图18：“韩国古版画博物馆”典藏瘟船纸马新印本局部（韩禅学提供，杨永智拍摄）

已故台湾敦煌学研究权威潘重规教授（1907?2003）亦語重心長：“研究敦煌写本的作品，必须通晓那一时代人写字的习惯，必须通晓那一时代人语言思想的习惯，才能认清作品的真面目，才能领略到作品的真风格。”[27]梅山相衣亦可作如是观，拙文析分上下两篇，且将三度近距离的闻见笔记自曝之余，也不过触及滩头镇的少许样品，略说六都寨镇的五世祖传、浅谈荷香桥镇的三代家珍，欲谋梳理湖湖蕴藏的吉光片羽，自忖寡闻难免孤陋、寒怆始终心虚，日后如何戮力求原归始，发掘版画背后所隐含的真精神，端赖吾辈不止惕励、不断实践为荷。

纸落云烟

很早就有小伙伴提出希望列个传统手工纸的书单，聊完龙须草，手工纸原料种类这个部分就算告一段落，正好可以把书单补上。公号里文章的许多内容其实都来自于前辈们的这些著作，我不过按自己的理解给攒吧成简短的小文，更加详细的内容还是在这些书里面。

列出的书目大多是近些年出版，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的。一些更早的，三五十年以前的，民国的，甚至古籍类的，看的人也少，就不一一列举了。传统手工纸虽然是个很小的领域，涉及的内容却非常广泛。许多前辈尽一生之力潜心研究，为这个学科添柴助力、铺路探源，方有今日之气象。若想深入了解传统手工纸，这些书大概是不得不读的。

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

作者王菊华老师是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我国古代手工纸研究领域的泰斗，纸张纤维分析学科的开创者。王老师也是纸君的老师和手工纸研究的领路人，她的《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和《中国造纸原料纤维特性及显微图谱》是我最重要的两本教材。尽管今年已有87岁高龄，却仍然孜孜不辍，潜心研究。王老师治学非常严谨认真，几十年研究的精华都在这两部书中。许多手工纸领域的问题，在《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都有非常明晰的答案。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学严谨，资料丰富，例证经典，是手工纸领域最具专业性、技术性和权威性的著作。

中国造纸史

作者潘吉星老师是我国著名的纸史和科技史专家，早年潘老师曾到全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著有《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中国造纸史话》、《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等纸史专著。《中国造纸史》是潘老师一生研究纸史的集大成之作，书中有大量文献考证、考古发掘、实物分析和技术调查方面的资料。跟王菊华老师的《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同为纸史领域最权威的两部研究著作。

中国手工竹纸制作技艺

作者陈刚老师是复旦大学教授，也是我们圈中著名的学霸男神，因对传统手工纸浓厚的兴趣，多年来一直潜心从事相关研究。《中国手工竹纸制作技艺》对我国传统手工竹纸的发展历程、种类、产区和制作工艺进行了详细的汇总和整理，有大量一手的调查资料，干货满满。近几十年很多竹纸品种都悄么声的没了，陈教授对传统竹纸的抢救性研究和这本《中国手工竹纸制作技艺》是手工纸领域非常珍贵的资料，公号聊竹纸的许多内容也是来自于陈老师的这本书。

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造纸与印刷

中科院张秉伦、方晓阳、樊嘉禄三位老师合编的著作，也是纸君所读的第一本关于手工纸的大部头。书中概述了麻纸、皮纸、竹纸、加工纸技术的发展历史及生产工艺，有不少实地调查的资料。尤其是有很多加工纸方面的技术资料非常珍贵，加工纸的工艺非常多样化，细节很多，一般书中少有涉及，因而是本书非常重要的亮点。

中国传统手工纸事典

作者王诗文老师是著名的造纸专家，该书内容精练，简明扼要地对传统手工纸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总结，非常值得一读。遗憾的是此书在台湾出版，不太好找。

纸由洛阳到罗马

作者陈大川先生是台湾著名的纸史专家，本书主要论述了造纸术由我国起源并经由中东传至欧洲的过程，有很多西域、中东乃至欧洲各地的相关史料和实物考证，也有很多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是研究造纸术西传非常重要的资料。

造纸(续) • 制笔

这本书是《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造纸与印刷》的续编升级版，详细记录了很多传统手工纸的工艺流程和工艺相关的要素，如传承地、传承人及传承方式、传承主体的生存状态。有一些麻纸、宣纸、楮皮纸、桑皮纸、竹纸以及德格印经院、纳西族东巴纸和龙游皮纸方面非常详实的考察资料。

纸

本书是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陈燮君老师主编的一部关于纸文化的著作集，书中收录了王菊华、陈刚等老师们的文章。当时上海博物馆举办“纸文化”系列展览，邀请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撰文，邀请插画师绘制大量插图，从不同的视角展现纸文化的丰富多彩。包括历史上各类手工造纸法，各个时代的印刷、书籍装帧工具，各种纸制物、工艺品，以及各个时代的审美风尚。

和纸的艺术

本书作者为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冯彤老师，冯老师深入研究日本手工纸及其纸文化多年。《和纸的艺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介绍了介绍了“和纸”的发展、制作工艺、用途和功能以及其文化内涵，是了解日本和纸文化和非遗保护非常重要的著作。听冯老师说她另一本关于和纸的新作也即将出版，灰常期待。

和纸之美

该书是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先生的著作，从艺术文化的角度诠释和纸之美，强调其蕴含的自然及传统的力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和纸传统的惊叹及爱惜之心，娓娓描述和纸“用之美”，把和纸视为日本文化的象征。也表现他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尊重致敬及延续创新的渴求。

纸的大历史

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孟洛的力作，主要讲述纸张的发明和西传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影响。书的封面上写着：“看似轻薄柔软的纸，是推进历史的载具，也是世界各地划时代创新与大众运动所使用的渠道。它撼动中西，掀起人类革命，改变了世界的样貌”。造纸术被认为是四大发明之首，另一个角度的诠释似乎更能让我们有所启发。

一张纸铺开的人类文明史

作者为法国著名学者埃里克·奥森纳，法兰西学院院士，本书是他游历遍访关于纸的古老记忆所得的游记和考察报告，有很多很有趣的视角。

文房四宝·纸砚

作者张淑芬老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合作推出的一套类似于古纸图录的著作，书中收录不少古纸图片，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加工纸和笺纸。

中国笺纸笺谱

邵文菁老师关于笺谱的著作，书中讲述了纸笺史及相关雕版印刷工艺史，介绍明了代以来具代表性的五部笺谱，并附有精美的笺谱图案和部分名家信札墨迹。

宣纸

作者黄飞松老师自1986年进入安徽省泾县宣纸厂（现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从抄纸做起，不断学习宣纸制作技艺，宣纸文化等相关知识，现任宣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与宣纸的结缘和宣纸的魅力促使着他自觉地承担起记录、保存和传扬宣纸文化的使命。为此他搜集了大量有关宣纸的资料，并做了仔细整理和认真研究，《宣纸》一书正是他这些年来的工作总结和心血结晶。

泽雅造纸

本书为林志文先生极其夫人合著，林先生是泽雅造纸的非遗传承人，出生泽雅纸家，曾在泽雅中学做语文老师。因对泽雅屏纸深厚的感情，利用业余时间对屏纸的历史、工艺、民俗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书中客观详尽地描述了泽雅纸山的造纸作坊和工艺传承的现状，依照当地语言习惯，对造纸作坊所需的设施、工具以及制作技术和工艺流程作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原原本本地记录了泽雅制纸全流程的相关信息，是了解泽雅竹纸非常重要的资料。

富阳竹纸

本书作者为李少军老师，李老师15岁辍学进入纸坊学艺，从纸匠做起，并坚持学习和研究。多年来对富阳元书纸的生产工艺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挖掘和整理。《富阳竹纸》对富阳元书纸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尤其是对很多地方性的名词和操作方式都有解释和说明，甚至包括一些生产经验和操作要领。是了解富阳竹纸工艺非常重要的资料。

中国古纸谱

作者刘仁庆老师是造纸领域著名的科普学者，著作非常丰富。本书对古代著名的各类纸种进行了梳理和简要概述，是了解中国古纸品种的重要资料。日文版和珍藏版还附有十多种实物纸样，非常之难得。《中国书画纸》和《国宝宣纸》也都是刘老师的著作。

《中国古纸谱》珍藏版和日文版

中国书画纸

中国宣纸

作者曹天生为安徽宣纸曹氏世家，长期关注宣纸的研究和史料整理，有多部宣纸有关的著作，是研究宣纸非常重要的资料。

纸鉴

作者为书画家田洪生老师，书中收录了大量古纸样品的图录，非常珍贵，只是有一些纸样明显错误，听说该书出版后这些样品很多都佚失了，非常遗憾。

以竹为生 ——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

关于夹江竹纸的，讲述了一个四川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二十世纪的社会变迁史，有点社会学的调调，还没有看过……

云南民族手工造纸地图

作者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杨建昆老师，杨老师对云南手工纸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研究，书中包含了当时尚存的以及部分已消失的造纸信息。该书文字简明扼要，图片精美，尤其在介绍各地手工纸的同时，还介绍了相关的旅游资源，非常值得一读。

长汀纸史

介绍福建长汀的竹纸制作，诸如此类介绍地方性手工纸的书也有不少，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书不过是传统手工纸领域比较常见的一些著作，所列这些只是自己看过或是接触过的部分，未列出的还有很多，也请朋友推荐更多关于传统手工纸的好书。

为进一步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非遗保护工作者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市非遗保护中心决定评选表彰一批在2016—2017年期间对襄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传承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单位。

现根据各相关单位的推荐材料，经专家评选，共评选出罗福旺等18人为优秀传承人；张治等18名同志为先进工作者；枣阳市文化馆等20家单位为先进单位。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有关要求，履行好非遗保护工作各项职责，再创佳绩。

附：《 2016—2017年度襄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优秀传承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单位名单》。

襄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17年12月20日

2016—2017年度襄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单位名单

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

漳河源造纸作坊（漳纸工坊）

通讯员叶经房 陈中才

全媒体记者邓皓瀚

南漳西南山区的龙王冲村，有个言语不多的山里汉子。近些年，在他的坚守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濒临失传的古法造纸技艺得以起死回生——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始造纸业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南漳的重要产业。

太平天国起义后，义军迅速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些原本兴盛于咸宁一带的造纸作坊主带着资金、技术逃奔到南漳西南山区，继续以造纸为业。这里形成了一个个造纸世家，如龙门张家、漫营敖家、苍坪彭家，首屈一指的当属咸宁陈家。

后来，一些本地人也参与该产业，秦明炎一家便是其中之一。

1959年7月，秦明炎出生于薛坪镇龙王冲村五组。“儿时，父亲在干完集体的活后，只要有时间就急急忙忙回到家里，一会儿看看水车，一会儿去看看压纸的顶杠紧不紧……”十多岁时，父亲秦大荣为养活一大家人而忙碌的身影，秦明炎记在心里，他想着：要是有一天他也会做这些活，便可为父亲减轻负担。

“做纸很辛苦，但为了生活就学了这个艺。我文化不高，也只能做纸。”秦明炎说，1975年，他开始跟着长者学艺，1978年便在集体做纸挣工分了。

1987年，秦明炎入赘到陈家为婿，岳父陈廷彬是位老纸匠，当地人称“陈三爷”。

“过去，将造好的纸背出山，到武安镇装船，卖得很好。”秦明炎说，1949年以前，岳父家在武安镇有两个商号，后来都收归集体了。“就是农村实行‘大包干’后，岳父家弟兄几个，几十口人，没有半分耕地，造纸、卖纸也能养家糊口。”

这里的陈家老屋和大片徽派老宅都是造纸世家曾经辉煌的见证。

时过境迁  难守祖业

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叶植曾在《南漳的古造纸业》一文中写道：“南漳山中多石……除青石外，均能随地取材，就地烧制成石灰……河谷中盛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用于造纸的茅竹……充足的资源，使南漳具备了造纸所需的条件。”

秦明炎说，土法造纸的主要流程包括浸竹、干打、湿打、抄纸、钓纸、松纸、晒纸等72道工序，全由手工完成，从砍竹到成纸出来往往需要三四个月。“土法造纸效率低，但相当环保，没有什么污染。”秦明炎介绍，沤泡毛竹用的是石灰水，而不是浓硫酸或盐酸，对环境污染小。水车可将河水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省不少人力。从原材料到最后捆纸用的竹篾，都是就地取材。“过去主要是造火纸。”秦明炎说，火纸用途有限，四川、江西等地贩到南漳的火纸增多，再加上交通闭塞等原因，漳河源头的“老陈家火纸”几乎走到了尽头。

2000年前后，纸民纷纷外迁，沿河上下的十几家作坊陆续歇业。秦明炎不得不和妻子外出打工。“后来，岳父母年龄大了，家里也要有人照顾，我就回来了，也没再出门。”秦明炎说。

那些年，秦明炎一家主要依靠到漳河游玩的人带来一些收入。“我想把作坊保护好，毕竟祖上留下的家业，还要传下去。”秦明炎的话里透着一丝无奈。

唯有坚守 方得始终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秦明炎看到了造纸情怀能得以延续的星星之火。“记得那是2004年，山外来探险的人发现了我们的老房子。第二年，拾穗者来了，几个人把这儿当成‘洋景’，里里外外照了个遍。”秦明炎回忆道，从那以后，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每年都要带几拨人进来，给他家出主意、谋生活。

随着漳河造纸的事在《南方周末》《旅行家》等报刊上发表，纪录片《漳源纸事》在日本获奖……热心人士的宣传推介，使漳河源在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到山里猎奇的人也多了起来。“2011年开始，除了记录这里，我们更想通过一些行动改变土法造纸‘被消失’的命运。”拾穗者发起人李秀桦告诉记者，拾穗者先后联系民间组织捐款捐物，修路架桥；依托陈氏民居和造纸作坊建起手工纸博物馆，启动“漳纸工坊”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同时，秦明炎身体力行，到全国各地学习传统造纸技艺并直接参与纸品创新。2012年后，改良后的手工书画纸问世。

近年来，拾穗者和秦明炎已经办了8期手工纸研习营，已吸引了来自北京、重庆、武汉等地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2017年，漳纸工坊手工纸传习所也在拾穗者帮助下挂牌。

来了游客，他会从家史、家风讲到造纸工艺，也会应邀表演造纸技艺，带着人们参观老宅子、古山寨和峡谷风光。没游客时，他就潜心打理手工纸博物馆，研究造纸工艺，制作手工竹纸。“我一直是这样想，各地爱心人士出钱、出力、出主意，都给我们家帮忙，我很感激，怎么也得把漳纸工坊尽心尽力搞好。唯有把这个地方守住，才对得起帮我们的人。”秦明炎说，他随时欢迎大家去体验古法造纸的魅力。

2018年1月9日《襄阳晚报》

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日本在明治维新奋起后，积极学习欧美文明长处，也着手仿效从德国创始的版画藏书票，与东方金石篆刻藏书章异曲同工，同样凸显拥书者身分、爱书人兴味，具体而微，寓意万千。治理台湾时期，辗转将此舶来品传播岛上，学者文人引领风尚，创作画家竞相构图，新闻传媒顺势推广，影响弗届，台籍文士亦抱持珍惜图籍、礼敬知识的推爱，见诸台北市帝国大学毕业生林龙标、丰原诗人张冬芳、斗六街街长之子郑津梁、佳里镇名医吴新荣、台南市记者杨炽昌、文史家赖建铭与黄天横、屏东医生黑木讴子等贤达之士，陆续委托艺术家朋友量身订制制私人专属的藏书票，不仅潜伏于书斋宝山里，偶然翰墨邂逅，惊鸿一瞥，隐然成为缔交艺林、结识同道的最佳代言，票外之趣，韵事随流衍，喜闻乐见，耐人咀嚼。

战后，虽有香港梅创基、许晴野、余元康、熊美仪诸前辈翩然莅台传播技巧，却远不如来自东瀛的热心搜藏家、美术家的不辞烦劳、持续互动。抚今追昔，我喜识曾经主持“妈祖书房”“日孝山房”发行限量版美丽图籍的西川满装帧家、“日本书票协会”关根烝治前会长及现任内田市五郎会长、东京神田町“吾八书房”今村乔社长、青森县佐藤米次郎资深木刻版画家、福冈县大场正男多孔纸版画家、京都精华大学美术学部黑崎彰教授，惠我莫不良多，其中，却以佐佐木康之先生倾付毕生收藏，无私赠与台湾的义举更要表彰：

图1：西川满生前最喜用的个人藏书票和藏书章（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典藏木章，杨永智拍摄）

图2：1999年出品“台湾老书票桌历”封面及一月份月历卡（百城堂书店提供资料，传文文化制作，杨永智解说，曹秀蓉美术设计，叶益青协助）

“回信很晚，请原谅，谢谢你的来信及月历。7月30日晚上，非常感谢张传财、吴兴文及你三位，在‘何首乌皇帝鸡’（按：店址在台北市松江路）的招待，并且还请我喝XO，真的非常感谢，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药膳料理。你们三位及几位版画家（按：郭荣华及王振泰两位台北县小学美术教员，加上经营台北市古书肆‘百城堂书店’的林汉章老师）当天灿烂的笑容，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中，这次的聚餐，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回忆。

我生于1942年7月15日。真正的职业并不是一名学者，而是不动产咨询公司（PCS不动产顾问公司）的总经理，营业项目是有关不动产的买卖、继承时的咨询服务。认识藏书票是在1964年，看到畦地梅太郎老师在募集木版画票主的报导的时候，当时由于价格很贵（我的薪水很低），所以无法购入。直到1988年6月，在东京银座由‘日本书票协会’举办的藏书票展示会开幕时，我恰巧到东京出差，偶然参观了一下。随后，我便加入，并开始制作藏书票。

到目前为止，共有180套左右，在我的书票上，‘康兰庄’这个名字是在1982年夏天，我家里有个小舞台盖好时，一位住在台北的老朋友替我取名‘康庄’的；再加上‘兰’字，是因为我喜欢东洋兰。……你也在从事台湾的藏书票研究，能和你一起研究，真的感到相当高兴。”

以上是我捧读1999年9月4日，时任“日本书票协会关西分部”的佐佐木康之（SASAKI  Yasuyuki）分部长酩酊返国后，在广岛自宅亲自以正体中文打印的感谢函，今日再温故，倍觉温馨沁怀！

图3：佐佐木康之当面赠送笔者的自用藏书票两款（杨永智拍摄）

再追忆起2010年4月2日上午十点，座落于台南市“台湾文学馆”一楼艺文大厅里，隆重启动“书本上的珍珠：台日藏书票特展”开幕式，由李瑞腾馆长颁赠感谢状，授予“日本书票协会”资深收藏会员一行11位（每一位自身都拥有至少50套以上杰作，提供50帧精品参展），表扬她（他）们无偿展出，并且全数捐赠馆方收藏的事迹。

午后二时，移驾二楼第一会议室进行“台日藏书票之发展”座谈会，由真理大学（台南校区）台湾文学资料馆张良泽馆长主持，甫卸任文学馆馆长的郑邦镇教授翩然列席，与会全体一致推举“台湾年画爱好会”黄天横会长致词，他用优雅流畅的日语祝福这一回极为难得结合文学、艺术交流的大型盛会，恰与1996年元旦，他偕同笔者创办《米街》同人志的宗旨：“对于年画、其它版画、藏书票等爱好、收藏、制作、推广者，以从事信息交流、搜集研究、教育推广、创作之组织”不谋而合，相互辉映，足慰老怀。

躬逢其盛的我却只聆听到佐佐木先生接着起身，用谦逊口吻只说一句：“尽全力协助台湾！”言简意赅，铿锵有力；座谈卜结束，馆方特允公开地下层典藏文物空间，崭新精密的专业设备，让日本文友们钦服不已，佐佐木先生总是保持缄默，认真顾盼，推想心中当有定见。孰料，日后竟下大决心、大魄力，实践了另一桩迄今无人能及的壮举！

 

图4：黑木讴子（左）与郑津梁（右）使用的珍罕藏书票，令佐佐木康之相当钦羡（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图5：广州中山大学和北洋大学校（即天津大学前身）图书馆的专用藏书票（杨永智拍摄）

图6：左起：黄天横会长、李瑞腾馆长、内田市五郎会长、佐佐木康之分部长

于台日藏书票特展开幕式合影（杨永智拍摄）

2013年11月初，佐佐木先生深自嘉许台湾文学馆周延的设备与丰沛的资源，毅然透过忘年挚友、台北市传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张传财董事长费心奔走，居中连系到位，非但藉由空运8个木箱、8个纸箱，自己更扛起逾50公斤的行囊，毅然将55年功力凝聚，耗费重金，无计光阴所积淀的藏书票原作、套印多色版、纪念书票历、珍贵图册及罕觏文献，慨然全数移赠给台湾文学馆收贮，出手魄力不说，居然分文不取，无偿无私！

即便囑託了大半生心血，他仍不時撥冗飛來台灣探班，眷戀再三；台湾文学馆繼任的陳益源館長、廖振富館長莫不踵接前賢，極為重視這一批巨量且獨家的特藏：對於台灣、日本兩地文學、美術、手藝，乃至於文化互動的精緻標本，既富淵源，又具典型，足承昔日因，堪證來時果。

已经高龄76岁，今年元月17日他又莅临台湾文学馆指导，更加明瞭馆方善待运作，心满意适，翌日设宴回请。恰逢我正从旁协助宝岛高校进行市内宗教经典美术的调研普查，一接到传财兄报讯，晚间6点半，立马赶赴民权路上经营逾一甲子的美食餐馆“阿美饭店”聚首，多年未见，他已持杖代步，清癯难掩消瘦。卜开动，雄风仍在，劝君将进酒，陈绍、台啤一口干，绝不啰嗦，只是成色锐减，不及当年勇。杯觥交错间，鸡仔猪肚鳖、干炒鳝鱼、砂锅鸭等招排菜流水价上桌，他却鲜少举箸，下半场干脆沉稳恬静地倾听这些年我的神州阅历。

图7：前坐左二廖振富馆长，左三佐佐木康之先生，身后张传财董事长，右二为笔者（台南市阿美饭店侍者拍摄）

酣畅恣肆的老习惯还是没变，仍旧由传财兄同我比肩搀扶他回到客房，即将闭门，他却想弯腰向咱们作90度鞠躬，我不禁热泪夺眶，马上转头，用力抹脸，心道：“是我们要向  您致上最敬礼才对！”

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宝岛台中市文化局昔年辖属馆舍“文英馆”，曾经典藏过一方清代“竹堑”地区流行遗存的〈钟馗〉大神符（纵41.3厘米，横30.3厘米，厚2厘米）。“竹堑”本是居住在台湾北部新竹平原道卡斯族“竹堑社”的音译，清康熙57年（1718）福建省同安县金门人王世杰率领族人率先开垦“竹堑埔”，雍正元年（1723）官设淡水海防厅，11年同知奉文移驻“竹堑城”。光绪元年（1875）督办台湾防务的沈葆祯奏请撤厅，另设“新竹县”，系取竹堑的“竹”字，冠上“新”字为“新竹”，意即：新的竹堑城。”[1]

如今称为“新竹市”的古老道坛出品纳福避邪大型雕版，钟馗造形清健，倚剑凝视虚空飞来一只蝙蝠（暗喻“来福”、“福在眼前”、“福自天来”），两小鬼随侍，一位身后撑伞、一则俯身托履，权充陪衬，两旁镶嵌“去邪出外，引福归堂”对语，谋图非但全台仅见，内地亦无出相近者。存世的旧印本原来是用红色水墨单刷，印在蓝色符纸上（惜因日久褪色），透过道长施法勅令之后，再黏贴于厅堂墙壁间，成为驱祟招祥所凭恃的木刻神禡图。

图1、图2：2016年5月20日，“台湾传统版印特藏室”展示〈钟馗〉大神符旧印本与面部雕版局部（台中市文化局典藏，杨永智拍摄）

2016年5月27、28日，我应韩国原州市“韩国古版画博物馆”的邀约，携带这一方〈钟馗〉的原寸复刻版（特别请商河北省武强县“承艺斋”坊主马习钦师傅依照旧样补全线条，截取野生梨树整治精镂），现场实演台湾传统水印干刷手法：运用岛上盛产棕榈树叶（纤维防水耐磨）绑制刷子，沾染日本奈良市“吴竹精升堂”制造“吴竹朱液”，均匀涂刷在“陡刀立线”的阳纹上，轻轻覆盖馆方特别提供本地纸民动手抄制的楮皮纸（亦名韩纸），用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的虎口夹稳“把子”（桧木削成的本体与握柄相接榫，外以桂竹壳或老叶裹之，正宗台南“米街”传统年画作坊必备工具），按压纸背，自中央向四周推平多余空气，让纸面伏贴版面，完全着墨，始成作品。

图3：2016年5月27日，我到韩国原州“韩国古版画博物馆”演示〈钟馗〉水印干刷技法，右手持棕刷，下方即“把子”（山本净邦拍摄）

始料未及的插曲很快发生，就在午后，檔不住热情涌入大排长龙，耐心企盼体验的小学生们，空白韩纸供不应求，居然告罄，无纸可刷，恰巧一双双小手还捧持着刚才在其它摊位上实作，缝稳绑妥的线装笔记本，里面的内页还是优质的韩纸，纵然尺幅缩水不少，为了反馈一颗颗跃跃欲试的童心，我保持不疾不徐的节奏，从旁协助刷红，仅只单抹颜脸，逐页压盖，认真摩挲后，虬髯威仪的钟馗彤颜蓦然映显，灵动纸端，神气活现！

图4：1997年4月12日，我在台湾第一级古迹“鹿港龙山寺”实演传统木版画，由台中县明道中学李奕兴老师速写并题赠的折扇（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图5：2017年8月间，我引领福州市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调研，获得武汉籍王晓戈老师亲笔赠诗的折扇（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图6：2014年夏天，我运用自天津冷滩淘得戏出《三国》人物木刻版，刷印着色的折扇（右刘备中关公左吕布，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属于雕版印刷表现的木版年画，包括神禡与戏出，我总认为：无需畏惧印版的巨大与纤巧，除了在原有分版套色的秩序外，最重要的主版（线版）还能尝试单版多色印刷，甚至也可只用局部、边角、重点，机动地发挥“古版新画”的创意，版随心转，图在人为。 

当代水墨画巨擘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曾经面告长驻日本的台湾记者黄天才（1924?，广西阳朔人）：“在文人社会中，扇子并非是用来搧风取凉的，如过为了搧风取凉，何必请名家来写、来画？扇子最重要的作用，是代表持扇人的身份。手持一把扇子，字是谁写的，画是谁画的，扇骨是谁刻的？别人从扇子上就能看出持扇人的身份、地位，比现在用名片有效多了。”[2]

更何况，传统折扇（据说是日本人模拟蝙蝠展翅所开发设计）正是融铸诗词、书法、绘画、篆刻、竹雕诸般手艺的精致载体，仰赖文采风流，匠心独运，余韵方能流芳远播。兹拣视历年文友赠扇，落笔烟云，挥箑忆人，深愧丹青久疏，寸柬少寄。姑且向坊间纸店笔庄采买现成粗裱纸扇，素面与扇骨间长短距离、折数宽窄率皆固定，版印墨线，敷陈五彩，初衷犹未惬。 

今岁元月29日，我先与台北市挚友张传财先生叙旧，他建议或许采用机器抓牢成扇周边，将扇面完全伸展，固定到位，比较方便手工印刷木版画，问题在于扇骨仍旧在，不管是最外围的两支“外骨”（日本人称作“亲骨”），抑或里面辐射散开的“内骨”，扇纸依然有不平坦的障碍。 

隔天，我赶赴彰化县鹿港镇“龙山寺”（主祀观音佛祖，名列全台第一级古迹），进行该寺珍藏观音大神禡印版调研的空档，造访位在天后宫畔，中山路409号的“东华扇厂”，向传承人施政均、王菁免贤伉俪多方请益：他们一致推荐：可以尝试从浙江省扇厂生产，输入台湾的男士专用折扇（竹制扇骨长33厘米，宣纸扇面长19.7厘米），当着我的面，十分利落地将空白双面成扇的骨架与扇纸析分为二（扇面以双层宣纸裱接，却保留与内骨间的缝隙，不上胶），纸面完整无伤，且让我带走归家，搬出厚实书册将扇纸完全摊平。 

历经一整日的重迫，果不期然，扇纸毕竟平坦服贴，我再将〈钟馗〉印版摆放妥适，空白扇纸仔细对正覆盖，并用文镇压稳。先掀起半片，握持棕刷沾濡朱液，抹上局部的雕版，掩纸后用把子平推按实，接着掀看着色效果，重复动作再敷两回，务求印泽饱匀，不让既有折痕形成反白，影响伞形团块与面目轮廓；另外半片还是依样葫芦，亦无需打潮扇纸。一俟朱墨完全干燥，返店装池，施老板很容易就将原来卸下的内骨逐一穿入双层扇面空隙，即便宣纸吸收水墨难免起伏，却又被内骨支撑舒张，复原如初，再将上下两片亲骨用“南宝树脂”黏着快干，宛若初装（若非眼尖，不易辨察），结合版印技法的钟馗成扇，大功告成！

 

图7、图8：将成扇纸面拆卸撑平，印刷版画后，再依原来缝隙装回扇骨（施政均示范，杨永智拍摄）

图9：终南进士不动山，且让楮扇掠美，寓镇宅神气，托辟邪威风；伞扇合一，掩秃遮丑，潇洒不计年。（杨永智捧扇，王菁免拍摄） 

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二、以“木版年画作坊”作为观察视角

（一）“明末清初长沙秀才王东元”起源说：1994年《隆回县志》率先提出：“据当地老艺人传说，明末清初有个叫王东元的秀才，绰号‘王猴子’，长沙人，聪明过人且有绘画才能，夫妻俩逃兵荒来到滩头投亲后，滩头的色纸、花纸特别是纸马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纸马的基础上调配各种颜色，并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条件，开办了年画作坊，生产出〈秦叔宝‧尉迟恭〉、〈和气致祥〉、〈麒麟送子〉、〈龙凤呈祥〉、〈老鼠娶亲〉等数十种年画产品。”之后，《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滩头卷》（2007）、《中国年画艺术史》（2008）、《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文物选粹‧年画》（2013）、《中国古版年画珍本‧综合卷》（2015）皆因袭此说。[1]但是，2010年覃英湘便直指：“仅仅只是一种民间传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和王氏后人的佐证。”[2]我却冀望撇开“隐姓埋名老艺人”的孤证，更为确凿可信文征来日终出土。

（二）“清末民初长沙人王东元”起源说：1995年《湖南民间美术全集‧民间剪纸木版画》明确交代：“据义生和作坊老艺人，已近古稀之年的李佑生口述，相传清末年间，长沙有个叫王东元的人携带妻儿来到滩头谋生，此人绰号王猴子，聪明过人，当时在一家叫‘景妙生’的作坊做事，开始制作各色花纸，后来又制作出了门神画。”之后，《湖湘木刻版画》（2007）依然照旧說法。[3]问题仍是孤例，景妙生作坊也缺乏物证。

（三）“清光绪年间振兴庄”起源說：2015年“无用手工艺调研组”访得：“李忠良名国爱，号春美。清光绪年间，他从名号中各取一字，创立了忠良美纸庄。最初以生产花纸为主，至民国初年开始生产年画，并以年画为大宗产品。滩头最早印年画的是振兴庄，忠良美继起。[4]一面之辞，振兴庄作坊未闻文物遗存。

图01：滩头忠良美作坊〈门神〉（翻摄自永尾龙造《支那民俗志》，杨永智提供）

（四）和顺昌坊主胡奇甫道光年间新制年画说：1994年《隆回县志》：“道光年间，滩头和顺昌老板胡奇甫又绘制了〈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花园赠珠〉、〈西湖借伞〉等十几个戏文故事新品种。”之后，《中国门神画》（2005）、《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滩头卷》（2007）、《中国年画艺术史》（2008）、《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文物选粹‧年画》（2013）、《中国古版年画珍本‧综合卷》（2015）都沿用此说。[5]不过，天津市木版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1923?2009）《中国门神画》仅只述及：“据考察约在道光时，已有小规模的手工作业刷印门神”，胡奇甫与故事画题只字未引。

（五）和顺昌坊主胡奇甫民国初年新制年画说：1995年《湖南民间美术全集‧民间剪纸木版画》详录：“据滩头镇圹边村年画刻版老艺人尧玉斋说，民国初年，滩头有个叫胡奇甫的，开办‘和顺昌’，此人能书善画，据传，滩头年画中的〈桃园结义〉、〈珍珠塔〉、〈媳妇借伞〉等画稿均出自他手。”之后，《湖湘木刻版画》（2007）将〈花园赠珠〉〈西湖借伞〉易名〈花园赠珠〉〈西湖借伞〉，其余不變。[6]还是孤例，和顺昌作坊只闻相传，不见遗存；与（四）同看独漏〈三英战吕布〉。

（六）和顺昌坊主胡奇甫清朝新制年画说：惟2011年《滩头年画‧锺海仙》口述史提及：“清朝的时候……滩头和顺昌老板制了〈桃园三结义〉、〈花园赠珠〉、〈西湖借伞〉等十几种戏文故事新品种。”[7]时间跨距过大，失之笼统，也缺少物证支持。

（七）滩头年画是湖南省唯一的手工木版水印画：2006年杨建新、鞠晓阳合撰〈任重道远的神圣使命〉宣告：“滩头年画是湖南省唯一的手工木版水印画”。[8]我觉得无需这般肯定：1940年美国籍队克勋教授（Clarence Burton Day，1889?1987）出版《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中国民间信仰：纸神研究）》，发表他在1925?1936年间从湖南湘潭搜集到“天昌义”作坊〈带子上朝门神〉，[9]1943年日本民俗学者本山桂川（1888?1974）著述《满洲の民艺》，书前刊登一幅“潘复庆”作坊〈门神〉。[10]两图未必就是由滩头制造。

图02：湖南天昌义作坊〈带子上朝门神〉（浙江大学图书馆典藏）

图03：湖南潘复庆作坊〈门神〉（翻摄自本山桂川《满洲の民艺》，杨永智提供）

1945年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秘书卫聚贤（1899?1989）借助各分行关系友人，搜集到19省100多幅门神，选在陪都四川省重庆市举办隆重展览。1950年捐给“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次年移拨到“西南博物院”（今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当时他们也在湘潭市取得“贵林堂”作坊〈一团和气〉，在省会长沙市取得“裕和祥”作坊〈将军执花童子门神〉，在怀化市辰溪县取得“永记宏顺庆”作坊〈将军五子门神〉（宏顺庆“永记”分号未见他书著录在滩头），在同市沅陵县取得“三和泰”作坊〈将军执花童子门神〉、“利元贞”作坊〈花园赠珠〉、〈年年发财花笺〉与〈金玉满堂花笺〉，在株州市茶陵县取得“杨竞发”作坊〈秦琼‧尉迟恭〉。

即使说卫氏“于1943年开始搜集年画，并托青岛、杭州、南京、宣城、武汉等地的友人代为购买，当收到年画时会立即填上地名，怕久了忘记，‘对于研究上就失去了真确性’。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多年画的边角和背面都书有地名或用途，有的还有寄画者的信息。……不过，由于年画具有商品的流通性，营销范围很广，购买地与产地往往不能完全符合，这些地名中的一部分仅能判断为年画的营销目的地，而不能作最初产地论。”[11]我认为也不能够轻忽散落在湘潭、长沙、辰溪、沅陵、茶陵各县市，拥有年画产地的可能性；上述作坊与滩头作坊之间的从属、血缘裙带关系，值得追踪探索。[12]

三、“文化大革命”祸延作坊与雕版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3年“大生昌”作坊由于公私合营而歇业；“宝悦来”作坊停办，雕版也散失；[13]“忠良美”作坊关闭，邻镇一位乡书记托人新刻的雕版都被封存起来；[14]“金玉美”坊主李咸陆沦落到滩头镇染纸社、搬运队当工人；[15]“天顺昌”作坊开办公共食堂，雕版剩下100余块，全部被当成柴火烧掉。1958年初邵阳地区在滩头召开“工业生产现场会”，重新批准生产。孰料6月大跃进开始，视成封资修渣滓，全部停产，5万多块雕版全部搜缴到镇上食堂，劈碎当柴火煮饭，烧了7个多月。[16]

1963年有关部门认为年画是宣传封建迷信品借口，指示销毁老版，停止印刷。”1966年“大量印版在文革中被焚毁、破坏，部分艺术价值较高的印版偷偷被文物商人买走，甚至偷运出境，有的已经失传。”[17]“大生昌”作坊被没收，长期被资江纸厂占用，坊主全家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李咸陆则将“金玉美”作坊改成“红卫染纸厂”，只能生产万年红纸。[18]

最让钟海仙印象深刻的是：“滩头有几千张雕版被乡政府收去，烤火，当柴烧掉，致使现在很多年画版，如〈西湖借伞〉、〈珍珠塔〉等都已失传，令人极其痛心。”[19]高腊梅追憶：“建国以后闲了很多年没做啊”，钟建桐补充：“破‘四旧’都烧掉了。我爸爸妈妈觉得呢，这些祖传的东西烧掉很可惜呀，当时就偷偷地藏了一部分，以前我们家里屋下面是地窖，就藏在里面了，然后在我们滩头镇城背村的一家老百姓家里也藏了一部分。”[20]《湖南教育新闻网》记者追问：“红卫兵四处抄家，烧毁年画和年画印版。眼看着这一祖传技艺就要毁于一旦，高腊梅冒着被批斗的风险悄悄将自家年画印版装箱密封，转移到10里外的地库掩埋起来。”[21]

1979年木版年画解禁开刷，钟海仙为了回避家庭成分的影响（一说是他在色纸厂当工人，不允许做私活），掩人耳目，使用妻子的名义成立高腊梅作坊，将堂签的“梅”字刻作“枚”，烙印着不可抹去的时代印记。[22]钟建桐受访：“改革开放以后，具体是从七九年吧，我们就把城背村留下的版子开始大规模地印刷。”[23]1980年钟海仙委托同镇刻版艺人高福昌（1913?1991）重新刻版70块。[24]如今作坊里半数雕版都出自其高徒王理和（1953?）之手。

1983年李咸陆恢复刷印年画。[25]“忠良美”坊主李彪（1941?）和不到10家本地作坊组织“滩头年画社”，觉悟木版年画在市场上已经完被挂历取代。1991年解散，想把一车的雕版卖给左汉中（1947?，湖南双峰人），左氏碍于经济因素未谈成。李彪另开汽水厂，雕版移转给一位医生，2000年前后被李彪女壻陆显中收购。[26]

图04：1953年新刻〈将帅门神〉墨线版仍保留滩头年画社出品堂签（北京无用展厅提供，杨永智拍摄）

“在文化大革命中，滩头年画被列为‘四旧’，大量的作品和雕版被烧毁，虽然在之后被重新恢复生产，但是这次的破坏性对于滩头年画的影响是永久的，很多年画的题材版本从此失传消失了。”[27]“‘当年搞破坏的是你们，现在要保护的也是你们。’左汉中说曾有滩头人这么开玩笑对他说。”[28]2006年，天津市木版年画研究学者王树村修书予中国艺术研究王文章院长：“在‘申遗’热浪中，年画、剪纸、艺匠技法等项目，出现了空前繁闹局面。书市上也有许多年画书出现，遗憾的是皆貌似抢救文化遗产，但都是些并非值得抢救的内容，因这些书多是‘抢购’年画摊上的新翻刻者，或美其名曰‘珍藏本’，或冠以‘即将消逝的民艺’……混淆了申遗的真相。”[29]隨即發布專文，抒發最后诤言：“书中所收之图，不是新刻翻版的粗制品，就是盗版传统年画之新印刷。这种一拥而上‘鱼目混珠’的商业行为，虽然宣传了民间美术应被重视之作用，却蒙蔽了申报遗产的尊严真相；误导人们将这类伪劣新刻之制品，当作祖国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有碍‘申遗’之进程和成功。”[30]隔年，中国民间美术研究学者薄松年（1932?，河北保定人）尚且沉痛呼吁：“现在所见的民间年画中有不少是老版毁损而重新刻版的，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旧版往往损失严重，有些版新刻时对原来的民俗及内容已模糊不清，任意为之往往失真，对此必须慎重对待。”[31]以下，我谨胪列滩头木版年画经历文革，重新恢复、创新与混充的作品计5种，以为来者鉴。

四、以“木版年画作品”作为观察视角

（一）〈花园赠珠〉：出自清代传奇《珍珠塔》，话说明末吏部尚书方景章罹害身亡，子方卿，年二九，家道中落，自开封府祥符县太平村，千里投奔姑丈陈御史（名廉，字培德，告老还乡住襄阳紫石街），却遭势利姑母奚落，愤而辞归，立誓无官不进陈门。表姐陈翠娥闻讯，命丫鬟采屏（或作金彩苹）于后花园“绿秋亭”私赠点心，暗藏珍珠塔。姑丈追至九松亭，赠银许婚。归途中，方卿被黄州无赖邱六乔劫去珍珠塔，冻饿雪地，侥幸遇湖广提督毕云显所救，方卿睡现猛虎星本形，毕老夫人撞见，又许婚女儿秀金（亦名华绣）。邱将珍珠塔典银时为陈府发现，陈廉与翠娥焦虑下落不明。后方卿果中状元，官封七省巡按，怀藏黄金印，手拿渔鼓简板，乔装道士重访陈府“兰云堂”，打渔鼓、唱道情，试探姑母，冷讥热讽被姑丈看出真情，取出钦差黄金印，姑母悔不当初，终使与翠娥完婚，毕秀金、采屏一并纳娶。

早自1943年起，受聘于北京中法大学汉学研究所，从事搜集、整理和研究木版年画的傅惜华（1907?1970，满族，北京大兴人），也是古典戏曲大行家，收藏过清乾隆（1711?1799）以前，由无名氏撰写《珍珠塔》传奇旧抄本4卷，自撰《缀玉轩藏曲志》：“剧演方卿与陈翠娥、华绣、金彩苹三人配合事。剧中以珍珠宝塔为定情信物，串合关目，故取以为题。按嘉、道间无名氏有《珍珠塔》南词，一名《九松亭》，即衍此事。其后更有《珍珠塔》宝卷，亦重述此事者。盖必明季实事，里巷传闻，故能如是之普遍也。”又云：“从无刻本流传，弥足珍贵。”[32]

其实也不尽然，流传已知的木刻本至少有同治8年（1869）无锡方来堂《绣像孝义真迹珍珠塔》与不着年代杭省下城头巷景文斋刻字舗《珍珠塔宝巻全集》（浙杭西湖慧空経房流通）；上海石印本亦存光绪20年（1894）上海书局《絵図孝义真迹珠塔縁》、槐荫山房书荘《新刻珍珠塔九松亭全本》与惜阴书局《絵図珍珠塔宝巻》。

试取1869年《绣像孝义真迹珍珠塔》为例，书前刊有山阴周殊士序言：“《珍珠塔》传奇一部，弹唱久矣。但旧刻喷饭有余，劝世亦足，但词句多俚，抑是情节欠佳，则传之非其真也。余游楚十二年，至襄阳者，再遇方秀才宝书，曾言：其远祖明少保公以避中州水患，移家于襄。而少保未遇时，访亲不合，流客南昌，其后发科甲官至尚书，先后为陈、毕两家之修，则知旧刻所云，事本有据，乃信本为之，遂鄙亦可医。”首卷作者还插叙：“列位吓不知那个凭空来嚼舌，说是花园自许亲，后来自缢般般丑，几乎屈杀好千金，亏我到过襄阳方府上，曾将此事细查清，以他书中前后通晓事迹搜求的的真，列位多是高见的人，切莫信从前刻本荒唐话。”[33]此两则可旁证；至晚在1869年之前，《珍珠塔》即有坊刻本行世。

图05：1869年无锡方来堂《绣像孝义真迹珍珠塔》绣像（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典藏）

清中叶以降，选择〈花园赠珠〉[34]命题的木版年画或称〈珍珠塔〉、〈小花园〉、[35]〈表姐赠珠〉、[36]〈方卿羞姑〉、〈九松亭〉，仅就风行湖南省内的木版年画而言：图右镌出湖北襄阳御史府后花园“陈园”，千金陈翠娥将传家宝“珍珠塔”（一说是取八宝珠冠东珠160颗24根金丝绾7层；另一说是选明珠168粒用金丝穿就珠塔宝塔），[37]赠与来自河南开封的落魄表弟方卿，作定情信物。图左刻陈宅“竹轩”旁，方卿假扮道士手持渔鼓向执扇表姐唱道情；[38]“竹轩”旁翠娥妆成轻盈娇俏的小旦，穿缀花桃衫，亮丽抢眼；“陈园”里方卿头戴解元巾，作小生亮相，花褶风动儒雅，推想应是与湘省地方戏“祁剧”（俗名“楚南戏”）〈绣楼赠塔〉衍化混搭所致。

图06：滩头大光明作坊〈花园赠珠〉（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典藏）

传世作品至少经眼4款：1.利元贞作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典藏品，堂签清晰可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梁平卷》认为：“湖南滩头与四川梁平都流行此画样，不同的是梁平画中配有诗文。”然而，我再检视同书披露的〈梁平年画作坊历史分布示意图〉，坊名未及登录，无法证明为屏锦所出。[39]再者，在图幅右下角加钤“沅陵”地名蓝字章1方，足证是在1945年由卫聚贤友人自湖南省西部怀化市沅陵县采集所得，作坊位在湘省，当属无疑。[40]此外，祁剧亦盛行于怀化一带，亦可旁证木版年画亦受此地老百姓青睐。

2.大光明作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典藏，方卿手持渔鼓唱道情，竹筒节节分明，其它作坊仿刻时莫不从简，因此被不少专家学者错认作“金印”。[41]

3.正大昌作坊：中国民间玩具研究专家李寸松（1949?）、[42]湖南省群众艺术馆藏都有收藏，[43]应该出自相同套版完成，前者色彩明艳华美优于后者。

4.高腊梅作坊：由于套印黄色，使“竹轩”旁陈翠娥执“扇”，比较其它作坊更加明显易判；不过，画题却将“表”字讹刻“俵”字（本义是将物品分配给他人）。

图07：活用滩头高腊梅作坊〈花园赠珠〉文创灯罩（北京无用展厅制作并提供）

也是同样的题材，从苏州评弹衍生的桃花坞风格木版年画，更值得参看，我亦见4类，1.〈花园赠珠〉：苏州王荣兴作坊，方卿、翠娥、采屏连袂登场，戏台台柱悬挂戏牌一对，上书“特请京都新到清客串，今日准演〈花园赠珠〉”。[44]

2.〈珍珠塔前本、后本〉双幅连环画，如（1）王荣兴作坊，每本10幅，前本第3幅刻〈陈翠娥赠塔〉（翠娥嘱咐采屏打包，内藏茶食糕饼珍珠塔，持赠方卿），后本第16幅刻〈方卿唱道情〉（方卿持渔鼓，假扮道士与姑母坐对，婢女红云随侍，姑丈立屏风后），第17幅刻〈方卿献金印〉（方卿取出黄金印与翠娥确认，采屏侍立）；（2）上海小校场久和斋作坊，图额增添“新出”两字，每本10幅，前本第3幅刻〈暗赠珠塔〉，后本第16幅刻〈唱歌试姑〉。（3）上海小校场风格，坊名未刊，每本8幅，前本第2幅刻〈陈翠娥赠塔〉，后本第12幅刻〈金印〉，第13幅刻〈试姑〉；1998年4月初，张道一教授、谢昌一专家与我齐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观览此两图。

图08：上海小校场无名作坊〈珍珠塔后本〉（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典藏，杨永智拍摄）

3.〈新绘珍珠塔全图〉单幅连环画，如（1）上海小校场老文仪澜记作坊，计10小图，包括方卿站着敲渔鼓的〈唱道情戏试姑母〉。（2）坊名未刊，与前一图极相似。（3）上海小校场文仪斋二房作坊，另题〈新刻说唱珍珠塔全传〉，计12小图，包括〈二月杏花开满林，翠娥赠塔定（订）终身）。[45]

4.〈陈翠娥赠塔〉与〈方卿唱道情〉对屏，上海小校场韩青华斋作坊，前者刻“禄秋亭”（應作“绿秋亭”）内，采屏经翠娥授意，持珍珠塔贈方卿；后者刻方卿立擊渔鼓，姑丈端坐高厅，持扇戟指姑母。非但如此，有关唱卖〈珍珠塔〉年画的歌谣记录至今幸存，倘与湘省诸作坊所出相较，精粗互见，雅俗共赏。[46]

（二）〈和气致祥〉：也是属于滩头遗存木版年画的品类，1991年王树村介绍一幅湖南邵阳（坊名未印）作品的黑白图片并图说：“即〈一团和气〉图。山西临汾、江苏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印刻。此图很像苏州桃花坞后期作品。今苏州版都毁朽，惟邵阳尚存此图形式。”[47]滩头老铺荣松祥、正大昌作坊皆有旧印本传世，加上1979年之后高腊梅作坊翻版新印者（“梅”蓄意刻作“枚”），一并发表在2007年《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滩头卷》。[48]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典藏一幅1945年卫聚贤征集，不盖作坊堂签的同题作品。2010年《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梁平卷》认为四川屏锦生产：“作者独具匠心的构图”。[49]2011年《梁平年画‧徐家辉》同徐师傅复刻墨线版相对照。[50]2013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精印画册以为出自湖南滩头：“画面顶部多了两盏灯笼，和一个雕龙门楣，使整个画面构成了一个汉字‘合’，这是滩头年画构图上的一个重要特色。”[51]2015年《梁平木版年画艺术》继续被视同本地作品。[52]

2015年《中国古版年画珍本》把三峡博物馆藏品收入《综合卷》，产地视作滩头并订正：“写有‘如意’二字的佛手和寿桃，被一只倒挂的蝙蝠衔在嘴里，而蝙蝠的双翅前端又挂了两盏花灯。”[53]修改“蝙蝠”不是“龙”；同时刊登旧印本全貌，就在图幅右下角添盖“都匀”采集地的1方蓝字章，旁证作坊位于贵州省南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的可能性，不一定出自湖南滩头，抑或四川梁平。也是同一套丛书，《江苏浙江上海卷》收入一幅苏州“朱荣记造”同题作品，中国艺术院典藏，构图近似并增解：“两边悬挂花灯，又有‘添丁’之意。“[54]触类旁通，此款构图传播十分普及，未必就能判断是那一省、那一位作坊师傅的“独具匠心”。

图09：1953年新刻〈和气致祥〉墨线版（北京无用展厅提供，杨永智拍摄）

（三）〈老鼠娶亲〉：即〈老鼠嫁女〉的别称。1979年以后高腊梅作坊着手翻刻至少3款：1.画额改为由左至右排列〈楚南滩镇新刻老鼠取（娶字误刻）亲全本〉，《中国民间艺术》（1995）登录套印本可见“滩头高腊梅”5字堂签，却误判民国作品。[55]2.《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滩头卷》（2007）登录墨线版高清照片，画额变动〈湖南滩镇新刻老鼠取（娶字误刻）亲全本〉，方向不易，仅见“高腊枚”3字堂签，套印本与墨线版印本都不印堂签，年代仍错记民国。3.《滩头年画‧钟海仙》（2011）登录套色版照片及新印本，画额重镌由右至左排列〈楚南滩镇新刻老鼠娶亲全本〉，可见新刻“高腊梅（“枚”恢复“梅”）”3字堂签，复刻时间应该更晚，即便旁注“老版新刻”，也不能把因袭清代他人旧稿，等同自家复刻时间；《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南方卷》（2013）登录时仍与《滩头卷》发生同样的问题。[56]

图10：1953年新刻〈老鼠娶亲〉墨线版仍保留滩头年画社出品堂签（北京无用展厅提供，杨永智拍摄）

图11：活用滩头高腊梅作坊〈老鼠娶亲〉文创灯罩局部（北京无用展厅制作并提供）

（四）〈南海观音〉：由钟海仙师傅自行创作，2007年《滩头卷》图说：“20世纪80年代据旧有年画变体而成”。2008年8月初钟师傅坦承：“这个题材是自己新创造的，算算距离现在大概也有二十多年了吧。当时这个稿是邵阳的一个师傅给做的。……财神、观音、佛祖这都是经我的手新创作的。”[57]不久他即病逝，徒留口述史访问未经再三确认无讹的遗憾。

（五）〈将帅门神〉：四川省梁平县文物管理所典藏屏锦镇“徐信立号”作坊生产〈帅将门神〉，2010年编入《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梁平卷》。2015年4月改名〈将帅门神〉编入《梁平木版年画艺术》。同年6月仍称〈将帅门神〉编入《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四川重庆卷》。日本奈良市“大和文华馆”也典藏类似印本，2011年编入《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错认作湖南滩头生产〈门神〉。2013年编入《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南方卷》，仍作〈门神〉，惜产地未及订误。[58]

藉由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Riftin，Boris Lyvovich，1932～2012）晚年辛劳调研，发掘出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典藏彩印兼开脸、风格统一的〈小品〉版画3幅，2009年编入《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其中一幅印出“徐德和”作坊堂签，误判产地为四川绵竹。2010年《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梁平卷》发布〈梁平年画作坊历史分布示意图〉，标明该作坊座落于四川省梁平县屏锦镇中村。纵然《俄罗斯藏品卷》迄今尚未再版订误，2013年《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南方卷》重印时，同样失误又再见。

五、愿流版图满乾坤

“堂签”或称“号签”，昔日在包装纸张添印单一颜色的图文品牌，貌似现在的商标广告，天津杨柳青“戴廉增”与广东佛山“和茂”[59]诸作坊皆有旧印本行世。滩头金玉美作坊还留存一块印版，其上锲明〈福禄寿三星〉和“湖南”两字，其下精雕牌记：“金玉美：本号向在湖南邵阳滩头头牌开设作坊，历有多年。兹为提倡国货起见，拣选上料，用心监督，考究[60]究改良。久荷□各界赞许，中外驰名，特请高等技师，专造珊瑚名笺、各色纸张。颜色鲜明，精益求精，不惜重赀[61]，为可最优，以应各界用品。如蒙惠顾，请认本店招牌为记，庶不致误。本主人谨启。”遲至1924年，李楚北才在三坡街115号独立创办该作坊，《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滩头卷》却误作“清代”。[62]

滩头作坊刷印的颜料由于“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为年画加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其色彩更加五彩缤纷，鲜艳夺目。滩头年画目前使用的颜料都是品色颜料。”[63]“品色呢就是成品的，做好的顏色。如玫紅（品桃）、群青（品藍）、淺黃（品黃）、翠綠（品綠）。在品色顏料中，相互調配，能調出不同種類和深淺的顏色。”“這個紅的顏色就不怕褪色，外邊那個印年畫，它沒有這一種。這一種我們採用的顏料，放到室外，三到五年它不褪色的，我們使用的顏料是廣東的佛山市做的。……現在我們用的顏料到處都有賣，但我們用的最多的還是從香港、台灣地方來的顏料，顏料的產地是英國。”[64]

但是，四川梁平徐家辉师傅却坚持迥异时下的专业态度：“矿物颜料大部分是从外国进口的，现在市面上也有这样的颜料，铁桶子装成一斤一斤的，价格很贵，买不起。刚开始我只能用化学颜料做……很便宜，但容易褪色。……我认为传统的工艺是必须用传统的颜料来完成的。用广告色当然是方便，但贴在门上只能管儿几个月，很快颜色就没了。所以说，光图省劲儿不行，能用传统工艺做的，就要自己去试验摸索。”[65]我认为：如果日本黑崎彰教授明白了滩头当前用色的习惯，大概就不会怀抱企盼，在镇上寻寻觅觅了。甚至，研究院随团团员王坤讲师私自向“高腊梅”作坊索取颜料汁液，装瓶后欲挟带登机返津的举措，不过徒劳。

按照常理，印书与印画一般，后出应该转精。《中国木版年画集成》22卷本、《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14册，逾十载始成，带上晚近付梓《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2卷本，出版迄今，犹未能坚持继续锁定既往辛苦采集的纸本、图像、影音等庞大数据库，全面开展更加严谨地循名责实，增订补强，校正阙遗。本文姑且将当中有关湖南滩头、四川梁平与绵竹三个重要产地的史实虚拟，作坊错位，图释混淆，断代误判等瑕疵稍作梳理，亦向宇内同道乞政。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元朝王冕（1287?1359）〈墨梅图〉，题诗：“吾家洗研池头树，个个花开澹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我认为作为诗眼的“流”字极要紧，象征画家自勉胸臆充满“动态”的正能量，不用溢美加持，何必自我吹捧，有过即改，实事求是，距离建构“井然有序整理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档案”的宏愿，何需一步之遥？

图13：王冕〈墨梅图〉题画诗（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

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地处中国天津市的杨柳青镇，从来制造刷绘兼备的木版年画，质优物美，产量无计，曾经被清季画师“津门（西）柳村居士”高桐轩（1835?1906）自题画店“雪鸿山馆”于“青镇”，早已名闻天下，扬声四海。辖属河北省衡水市的武强县，燕赵故地民风淳厚，反映于套色印画，用刀挥洒皆洗练，谋图妙趣浑天成，作品最是接地气。“Formosa”则是欧洲人从前称呼“台湾”的音译，亦名宝岛、美丽岛，承袭闽南粤东风土的谦恭和气，风格唯温柔，敷彩竞明艳，难得保存热情讨喜余绪，历久弥新，足作文创典范。本文尝试将两岸三地文武门神递变之因果，传播之弗届，谨抒固陋闻见，或能瑞雪丰年供语助，但盼辞岁迎春佐谈资。

图01：天津杨柳青“戴廉增”画店〈瑞雪丰年〉贡笺局部，可见清代走商登门贩售门神的场景（翻摄自《Chinese Popular Prints》）

图02：由“古燕赵人”署名〈瑞雪丰年图〉局部，大门上正贴着一对武门神（姚深收藏，翻摄自《以画过年：天津年画史图录》）

早在2012年1月19日，“中国和俄罗斯民间年画展”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外国文学中心”的小礼堂举行隆重开幕式，闻名宇内的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李福清院士（Riftin Boris Lyvovich，1932.9.7～2012.10.3）向与会嘉宾们介绍了中国木版年画艺术的悠长历史、表现形式和丰富意涵，以及中国人过大年欢庆祥和的传统礼俗。[1] 在缤纷展列的精品中，我对于一幅出自天津杨柳青某画店刷印〈和气致祥‧黄金万两〉的和合二仙图极感兴味，细镂官帽（加官）與白鹿（进禄），涌现祥云间还镶上“日进千乡宝、时招万里财”对语，十分醒目。无独有偶，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也有极相似的杰作，[2] 在2016年2月间于“中国年画展”堂皇面世。

图03、04：天津杨柳青出品〈和气致祥‧黄金万两〉和合二仙图两款（上：李福清收藏，翻摄自网站；下：俄罗斯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典藏，萨莎拍摄）

综观台湾袭用的文门神配对，至少有6种：其一“加官、晋（进）禄”：福建漳州、厦门皆有输入，亦见台南本地自制，天官或肃立，或乘马，笏板镶嵌“制造”“特选”“自造”“选庄”字眼以自诩，其实各店画稿莫不相近。其二“福寿、降临”：仅见“源裕”“成发”联名出品，福星黑须，花鹿童子相衬；寿星白髯，仙鹤童子陪侍，鹿、鹤即暗喻“六合同春”。

其三“簪花、晋（进）爵”：福建漳州“颜三成”图画捧笏天官，台南“源裕”则握持如意，还搭配执扇宫娥相随。其四“百子、千孙”：左右分刻4童子，提拿吉祥物件，泉州纸店在铜钱中锓出“光绪通宝”；漳州却加镂“科甲连登”于灯笼。台南“联发”纸店逕锲明“招财进宝、万事如意”。其五“年年添丁、日日進財”：漳州“顏錦華”設計左右各2童子，捧錢提燈但求兒；寶島作坊不刊店稱，童子更換持扇，捧蕉葉銅錢為添富。

其六“时招万里财、日进千乡宝”：惟见台南米街独家制造，坊号未锲，天官肩披太极、寿字纹大氅，端捧蕉叶元宝，抚髯跨驹，憨番（回回）把执凉伞、日扇随扈，亦步亦趋。我再与天津杨柳青产品一同参详，如果各别黏贴，看不出问题，但是作双门成对，两位天官面目理应相望呼应，始能携手登门，方知上、下对语平庂未洽（上联最末字常作仄声字，如“宝”；下联最末字必用平声字，如“财”），原来联句确实颠倒错放，他山之石可供错，诚不诬我！[3] 清末民初遗存的旧印纸如今尚能在宝岛台北市台湾博物馆（浅井暹旧藏）、台湾大学总图书馆（增田福太郎旧藏）、新北市台湾图书馆（浅井暹旧藏）、日本东京市日本民艺馆（柳宗悦旧藏）、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浅井暹旧藏）、奈良县天理市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4] 、韩国原州市韩国古版画博物馆（购自日本拍卖网站），台湾私家至少有台北市陈奇禄（浅井暹旧藏）、林汉章（“百城堂书店”主人，浅井暹与西川满旧藏）、林于昉（“秋惠文库”主人，西川满旧藏）与我（浅井暹旧藏），加上台南市李丰良（浅井暹旧藏）皆曾罗致。

图05：2011年10月14日，日本天理参考馆举行“中华世界祈祷幸福的民间版画”展场（杨永智拍摄）

图06：台湾台南米街纸店出品〈日进千乡宝、时招万里财〉（上：日本天理参考馆典藏并拍摄；下：台北市秋惠文库典藏，林荣一拍摄）

挚爱美丽岛犹如自己第二故乡，日籍文学家兼书籍装帧家西川滿（1908?1999），曾经在1940年12月22日，将自己非常喜爱，耗神搜求自台南市古物商，清末米街老纸店报废的〈日进千乡宝、时招万里财〉骑马天官墨线版，托友复刷并手工着色，成为自着中篇小说《赤嵌记》封面的特装本（“日孝山房”限定版75部）。今日在岛上的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新北市藏书家林汉章、台中市施美祯与郭双富皆有珍藏。

图07：1940年12月，台北市“日孝山房”出版《赤嵌记》书封，恰与同年4月西川满身后的版画成双对眼（左：郭双富收藏，右：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典藏，杨永智拍摄）

再说2016年2月4日?3月8日，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盛大推出："中国年画展"，陈列中国各省从19?20世纪出品的珍罕遗存。展场里由天津杨柳青套色兼笔绘的〈秦叔宝、尉迟恭〉对锤武门神最为抢眼，姑不论画纸背景添刷绿云或绿地，专供王公贵戚、豪门巨富所用者，仅只就素面留白的作品探讨，大致析分两类，一为眉脸冠服描摹细致的“细活”，现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日本天理参考馆、私人谷俊华犹保存留；[5] 一为落笔豪放潇洒的“粗活”，至少有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日本天理参考馆、私人杨先让、王进（王树村之孙）皆妥藏。王树村特别撰文详加赏析：“图中人物的白色衣裙裤脚，上绘淡墨五瓣梅花，其法亦用棉花球蘸色点成。此外，这对门神的盔顶上，各插一黄色三角小旗，与其它秦叔宝、尉迟恭的门神不同，这一特征是据小说《隋唐演义》而来。”[6]

 

图08：《北支》1942年元月号，〈正月〉专辑刊登北平人家张贴武门神与挂钱的黑白照片（翻摄自日本东洋文库）

图09：俄罗斯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举行“中国年画展”现场，天津杨柳青武门神巨大吸睛（萨莎拍摄）

图10：且将天津杨柳青出品〈秦叔宝、尉迟恭〉半印半绘（粗活）武门神两地同参详（左：俄罗斯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典藏，萨莎拍摄；右：王进收藏，杨永智执图，王宇虹拍摄）

记憶猶新的是：就在前一年的10月4日上午，冯研院配合庆祝建院十周年，筹办“年画与年文化：第二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已從中央美术学院退休的杨先让教授脱稿畅言，他与一张落单〈尉迟恭〉的善缘，慎重精裱且题识：“一九九七年二月一日于休士敦国际画廊，讲中国民间年画，遇陈权先生赠此门神一幅为念。”异域难遇知己，酬画更属匪夷，堪慰老怀！

谈及武强的武门神，尤其得要介绍北平学人孙家骥（1919?1978）的功劳：他在1937年与天津私立浙江中学教师于鹤年（1901?1975）因木版年画缔缘，并且深受鼓舞支持，竟然搜求到清代武强南关“吉庆和”画店出品，迄今宇内硕果仅存的一幅孤本：〈秦叔宝、尉迟恭〉的鞭锏门神对。1946年他携家渡台，1957年慨然将600余幅无偿捐赠（台北）历史博物馆。1970年2月作为台北市《文艺月刊》的书封，出处却误植“故宫博物院珍藏”。1977年也是同里出身的民俗学者郭立诚老师，编入《中华民俗版画》行世，自此广为人知，透过邮票、插图、海报、广告，屡遭复制重印、增补创新，化身亿万，扬芬全球。[7]

图11：西川满利用复印件再手工敷色〈秦叔宝〉与台北市《文艺月刊》封底采用〈尉迟恭〉原图呼应成趣（杨永智拍摄）

图12：“台湾民艺文物之家”主持人张木养运用丝网版（绢印）复制武强鞭锏门神（左：南投市文化中心贺年海报，右：台中市文英馆典藏，杨永智拍摄）

其中，推广宣扬具有贡献者，我认为非马习钦师傅莫属，他在1959年生于武强县街关镇西关村，1975年进入“武强画厂”从事木版年画工作，1986年改调“武强年画博物馆”工作，1988年复刻〈鞭鐗门神〉，获得大英博物馆收购典藏，1990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进修，1993年取得工艺美术师职称，1996年毕业于河北师大夜大，1999年起担任“武强年画博物馆”副馆长。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国家文化部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退休之后勤奋经营“承艺斋”画店，至今仍然坚持传统工法，为发扬固有特色而努力不辍。[8]

追溯2009年11月27日?12月20日，由中华文化联谊会、财团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守望精神家园：第一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重头戏：“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协同承办的单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今日文化资产局的前身）、国父纪念馆作为合作场地，接连在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台中市的创意文化园区（原台中酒厂基地）盛大启动实演项目驻场，热闹两周。

活动期间，我鼓励教授于宝岛中部东海大学的学生们踊跃参与，向时任“武强年画馆”的马习钦副馆长，偕同夫人徐卫格老师认真学习：让景观学系陈盈萱同学知晓：“为了预防雕刻时意外碎裂，必需选用较坚硬厚实的梨木，历经数月自然阴干后，再进行刻版。”使日文系黄怡桦同学了解：“板子几乎都是刻双面，因为板子薄，水性墨汁刷多了，用久了，以大陆的说法就是会‘弓起来’，所以刻双面、印双面，可以让板子平衡，另一方面也是减少板子的用量。”教生医学系许为绮同学明白：“雕刻时并非只是用一只手拿着刀子刻，而是用一只手握住雕刻刀，控制方向；另一只手拿着木槌敲击刀柄。”“刻一块木板需要多久？师傅拿出一块半张A4纸大小的老虎线版对我说，那是他来台湾之后才刻的，大约花了三到四天的时间，不过，每天都要花掉将近八个小时。”“武将要威风煞气，文官要舒展大气，美女要窈窕秀气，童子要活泼稚气！独爱那幅门神，并且买了一幅送给我最近要过生日的父亲。”经济学系陈彦廷同学如是说。

统计学系汤依蓉同学感受到：“手工印制的更有一番人情味。”化学系庄皓云同学领悟出：“虽然是国家级的老师，却没有令人害怕的距离感。”食科系张婉虹同学也体会：“有别于以往死气沉沉的展示品，有师傅当场示范你看，让你知道这一个个作品是如何在他的巧手下完成。”社会学系蔡佳玲同学更观察：“从聊天的对话中，他们的笑声和对自身所拥护的技艺感到十分骄傲，随着时代潮流不停地转变，他们仍投入在自己热爱的事物，这份热忱与赤子之心是我所景仰却也难在现代快步调的社会中寻获的感动。除了学习这些文化的价值，我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和传承人的接触，并得到书本给不了的知识：不论学什么、兴趣什么，重点是：恒心。”建筑系冯彦淇同学则归纳：“这些都是我们的‘根本’，也是培育我们人格特质的菁华。”[9]

图13：马习钦师傅偕陈君滢同学与自刻自印〈鞭鐗门神〉合影（左：杨永智拍摄，右：徐卫格拍摄）

“我希望增加两到三位传承人，武强年画，自古以来是师徒传承为主，家庭传承较少一些，到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那家作坊的传承者，绘画、刻版、印刷全面掌握。武强木版年画（包括其它木版年画）技艺的传承，应该分为：绘画，刻版、印刷、经营四方面，分别申报传承人，因为木版年画是集体创作，经过绘、刻、印走向市场，如果没有经营者的付出，年画怎么能有广阔的市场，自古至今经营者，才是宣传弘扬木版年画的主体。”[10] 这是马习钦师傅最近发表的一番务实看法，我认为相当中肯。

今年元月中旬，“武强年画博物馆”派遣3位同道，透过知名台湾民间工艺美术研究者陈益宗先生的热忱照应，飞抵台湾为“年年画家常：武强年画邀请展”进行3场演示，特别携来红底〈鞭鐗门神〉新作。“只印十四张，我有十张，找时间给你一张！”[11] 陈兄很兴奋地要与我分享，欣然受赠后传图与马习钦师傅欣赏，很快便收到回复：“红底色的门神，可能不是纯手工制作，画面上的白色，我试印的效果与此相比差距较大。现在此鞭锏门神在武强不少于五个版本，武强现在还有克罗版（音）印刷。”[12] “印出来不好看吗？”我也与上海大学奢侈品管理系毕业的高材生薛立宇小姐提醒：“机器油印当然好看，却无法表现木刻水印的肌理与拙趣。可是一旦采用，就不是纯粹手工干活，也无法作演示。”[13]

图14：“武强年画博物馆”派员飞抵台湾台北市，致赠红底〈鞭鐗门神〉新作（陈益宗拍摄）

图15：新作取法自武强南关“吉庆和”画店出品〈鞭鐗门神〉（杨永智拍摄）

话题再转：位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畔，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绘画艺术学院的版画系，选订在2015年9月22?26日，承办“第九届Impact国际版画会议”，拙论通过严谨审查并受邀出席宣读。[1] 24日上午，我与旅居北京的美国籍自由学者顾岚博士一同登楼，欲将拜访经营传统水印实验室“紫竹斋”的王超、张晓锋两位老师，却和楼梯间的墙柱，浮贴一纸〈现代民间版画发展〉讲座小海报不期而遇，留下印象，当晚我们欣然参与。世事的确难料，这是由远从俄罗斯首邑的研究学人萨莎（Burova Alexandra Sergeevna）小姐主讲，她非但是系主任孔国桥教授点拨的高材生，居然正是李福清院士生前最后栽培的年轻学者！当她播放出李院士答应她的邀请，为大学生身说法的投影片，忆苦思甜，突袭心头，让黑暗中的我剎那激动难抑。[2]

图16：2012年2月17日，李福清院士向国立人文大学东方人文学院学生们现身说法时，墙上悬挂的一对武门神正是来自天津杨柳青“义成永”画店（萨莎拍摄）

翌年4月11日午后两点，萨莎小姐从北京搭动车（高铁）赶来天津，会合后连袂访问就住在市区里的杨淑华师傅（杨柳青年画社资深画师、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贤伉俪，认真请益交流，直到傍晚。告辞后急忙打车，赶赴与李福清院士生前在津挚友：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李逸津副主任、南开大学外语学院阎国栋院长（以及学生温健博士）餐叙，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使她更加体会前辈学者们治学风范与世故人情。

图17：右起：李教授夫人、温健博士、杨永智、李逸津教授、阎国栋院长、萨莎小姐在李府一起举杯遥敬李福清院士（李逸津教授爱女拍摄）

隔天下午，我又应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邵亮院长邀约，取“流金烁银跃纸端：论台湾冥纸图像演化”开题，向全院师生进行一场学术讲座，杨淑华师傅、王进先生（中国木版年画研究权威王树村先生裔孙）、该院美术史论系姜彦文讲师、日本福冈籍久居北京资深版画家桥爪佳子女士（中央美术学院薄松年教授指导的硕士高弟）皆来聆听指教，也帮萨莎小姐直接与我的人际网络接轨。

2017年夏季，她顺利如期取得硕士学位，在《东方民间艺术和西方大众艺术的对话》毕业论文提要的结尾，谦抑自道：“我十分重视年画这个门类，在此之前，我已经花费了5年多的时间研究年画。在中国学习期间，我访问了许多生产年画的地方，认识了许多制作年画的师傅，并增加了对传统年画印刷过程的了解。所以，在我创作自己的“超新年画”时我也使用传统的材料和工具，并谨遵传统的印刷过程。”[3]

毕业之后束装返国，在莫斯科高就，过得挺好，偶尔交换彼此新见历，快慰之余，也替她高兴。今年2月5?28日，来自河北省的木版年画精品远赴俄罗斯，假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推出“雕琢时光：中国年画与中国画作品展”，卜开幕，她便约同中国美术学院国画专业毕业生冬青国（Donchenko Anna）小姐观摩，并且和现场实演的冯斌师傅（马习钦师傅的外甥兼徒弟）互动切磋，在折衷式（便利携带运输）的印画案子上，拿起树棕绑扎的“搪子”小心擦纸，然后以WeChat和我兴奋分享，我一眼就认出背景墙面悬挂的〈大戳锤门神：神荼、郁垒〉，脱胎自九十年代马习钦师傅进行保护性抢救，翻刻当地代表作并创新的杰构。

图18：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中国年画展海报（萨莎拍摄）

图19：展场并安排河北武强木版年画印刷体验（冯斌师傅指导，萨莎操作，冬青国拍摄）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还要再宣传一檔正在东瀛启动的木版年画特展：回首2005年我曾经协助专程访台的辻千春博士，在美丽岛上进行两地文友创作交流藏书票雅趣的寻根调研，同时也向黄天横、潘元石、林汉章等前辈请教，获益匪浅。[4] 次年，隶属日本国立名古屋大学附设图书馆，纵然没有中国木版年画的收藏，但是大学里的博物馆，透过她的研究协助，着手进行购藏逾700张作品，即使清末民初的旧作不多。2015年开始，她再转赴爱知文教大学人文系担任教授。

图20：左起：辻千春博士、潘元石夫妇、杨永智于台南市潘寓门前合影（辻千春提供）

适逢今年2月6日?5月12日，她承办第37回名古屋大学博物馆企画展：题曰：“迎春、祈望和意愿的木版年画”，特别安排于2月17日以〈倾听丹青染余韵：从中国年画推想庶民的集体愿望〉为题、3月10日以〈画意传情不言中：从中国年画看政治风向〉为题，进行两场学术讲座。另外，馆方还费心设想：“动手印年画：中国木版年画手艺人实演与来宾体验活动”，特别修书郑重引荐：“这个广告有两种活动的宣传：一个是参观的人可以试试印刷年画的意思（1997年回国以后，为了用于实演等的目的，我承蒙了中央美术学院我的指导老师薄松年教授的介绍，我请马习钦先生刻了武门神一套。所以那时候马先生也同意卖给我了。这些都是我的木板，给博物馆借出的）。”[5]

图21：“中国木版年画手艺人实演与来宾体验活动”电子广告（翻摄自日本名古屋大学博物馆官网）

“一个是可以参观韩祖音先生的实演。[6] 这次我来邀请老朋友到日本表演，同时我请他带来杨柳青年画木板，因为这里没有。”“我和韩祖音先生从我是研究生院生的时候一直继续交往的老关系，所以我衷心信赖他和尊敬他，而且衷心高兴这段时我能够邀请他来日表演。”[7] 曾经与韩先生在“天津杨柳青画社”同一个单位共事过的杨淑华师傅十分欣喜，飞赴奥克兰探亲的马习钦师傅也乐见：“认识，在杨柳青画社退休的原总编；日本艺术界的专家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重视程度，实在难得。”[8] 我们极乐意隔海携手遥祝：海内逢知己，“年画”若比邻！

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眼前，座落于宝岛中部彰化平原濒海的鹿港小镇，早已享有“道光时期寺庙风格代表”“鹿港寺庙文化精华” [1] “台湾寺庙建筑瑰宝”“台湾紫禁城”美称的第一级古迹：龙山寺，[2] 清朝道光16年（1836）刊刷《彰化县志‧祀典志》载明：“龙山寺，前大殿祀观音佛祖，后祀北极上帝，在鹿港，乾隆五十一年（1786）泉州七邑士民公建。”[3] 两度执掌台湾府北路理番同知兼鹿港海防的天津举人王兰佩也在道光11年（1831）农历2月，带领閤港泉州、厦门的郊商[4] 船户、官绅士民捐金襄赞重修，[5] 并且树碑〈重修龙山寺记〉指出：“名龙山者，则谓本温陵龙山佛传瓣香处也。”由此足证，该寺原本来自福建省泉州府安海镇龙山寺分香抵港。

图1：1831年农历2月立石〈重修龙山寺捐题缘金〉残碑搨片（杨永智拓制）

图2：1997年8月5日，杨永智进行〈重修龙山寺记〉石碑局部墨拓（于国华拍摄）

图3：鹿港龙山寺首届住持善圆满禅师墓碑搨片（杨永智拓制）

图4：日治时期鹿港龙山寺山门与中门旧貌（杨永智提供）

图5：从鹿港龙山寺中门的戏台望向正院、拜殿与正殿（高而恭拍摄）

也是在同里的“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鹿港民俗文物馆”，位于富丽堂皇洋楼一楼“宗教礼俗”展示厅内，陈列来自龙山寺硕果仅存的石雕观音立像残件，溯自1921年11月5日，该寺后殿竟罹回禄之厄，从火窟抢救出来的手部和莲座，讹传为闽省晋江肇善禅师手刻，设想敬献予浙省普陀山，孰料，海上遇台风而漂流抵港。[6] 另外，尚有一尊坐像颇值得瞩目，现今供奉在龙山寺正殿的”七宝铜观音“，高约42厘米，宽23厘米，顶戴七宝五佛冠，双眼微合，双手置于前作禅定印，只足结跏趺坐，属于唐式造型，典型明末风格，首推镇寺之宝。[7]

图6：鹿港龙山寺石观音手部残件（鹿港民俗文物馆典藏，杨永智拍摄）

图7：鹿港龙山寺镇寺之宝“七宝铜观音”（鹿港龙山寺典藏，杨永智拍摄）

非仅如此，我深深认为：至少还有两件与观音佛祖有关的雕版印刷文物亦不遑多让，一是〈卅六手观音佛祖〉神禡旧印本。话说前鹿港文教基金会王康寿执行长组团渡海进香，在安海龙山寺正殿拍摄到用古樟木凿刻的千手观音法相，高4.2米，宽2.5米，头部镶上众多小佛首，双肩如孔雀张屏伸展1,008只手臂，掌心犹刻眼球，分持法器钟鼓，肃立莲台，金碧辉煌，无与伦比。

这一幅鹿港龙山寺〈卅六手观音佛祖〉神禡的旧印本，印纸纵50厘米，宽30.5厘米；版面纵47厘米，宽22.5厘米，已经进入日本奈良县天理市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典藏。[8] 2011年10月14日晚间，笔者应邀拜访该馆典藏库时亲见，千手锐减为卅六臂，气势虽然未及祖庙繁复逼真，再与台南市保安宫曾经出品〈保安宫安海观音佛祖〉的神禡古雕版（更精省成18只手）一起参照，各显特色，相映成趣。十分可惜的是：两方雕版皆已佚失不存，后者也只能从高而恭先生（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林衡道主委进行调研时的随行摄影师）惠赠的黑白相片里，浮想连翩了。

图8：仰望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安海镇龙山寺正殿，用古漳树雕刻千手观音立像（王康寿拍摄）

图9：鹿港龙山寺神禡旧印本与台南市保安宫神禡古雕版，构图皆采多手观音像（左：日本天理参考馆典藏，右：高而恭拍摄）

二是〈紫竹林观音佛祖〉神禡古雕版，明显呈现清季风行闽南、宝岛的〈观音妈联〉传统构图。[9] 且道2006年8月中旬，我飞赴福建省泉州市展开当地雕版印刷文物调研之际，偶然在涂门街的冷摊上捡漏，购得一册利用木刻墨线单刷，店号未锲的绣花簿，属于闽南妇女刺绣勾描的参考图谱，首叶即刊出观音图，纵8.5厘米，横9.5厘米，将观音佛祖、善财龙女、杨枝净瓶，加上一只回翔的黑鹦鹉（打破民间喜作白色的惯例），刻画于白莲云石间，具体而微，稚拙可亲。

图10：闽南出品木刻女红绣谱的观音图（杨永智提供）

我再回想廿多年前，藉由台中县明道中学李奕兴老师的鼎力牵缘，寺方将收纳于正殿神龛下方的古老木雕版恭请曝光，让我在正院的老榕树下仔细端详：整治闽省福州出产杉木一体雕成，版木纵95厘米，宽49厘米，厚1.5厘米，画面纵84厘米，宽49厘米；图像析分双层，上层在反白表现的圆光前，观音佛祖手持经卷端坐紫竹林间，杨枝净瓶与鹦哥栖置岩上，南海潮生，白莲拱托，善财、龙女相陪，祥云之下则是司命灶君偕福德正神坐看呼应，不见天上圣母、伏魔大帝、玄天上帝，韦陀和伽蓝护法连袂入画，笔触简洁洗练，锲镂朴实无华，纯粹充作佑民护宅、释教宏法的凭恃。[10] 惟因日久岁深，墨垢同表皮率皆剥落褪尽，木纹沧桑历历，考虑刷添水墨，势必渲染失控，雕版亦伤。为谋损失最小，改采腊墨施以干拓，将拓片反向打印，复制成次水印一等的标本，神禡面目终于恢弘重光。

图11：日治时期“金荣兴商店”老板名片，在商品第二项标示〈观音联察〉（林汉章提供，杨永智拍摄）

图12：2018年2月21日，台湾鹿港镇大有街民宅悬挂手上彩〈观音妈联〉（杨永智拍摄）

图13：〈紫竹林观音佛祖〉神禡古雕版及新印本（鹿港龙山寺典藏，杨永智拍摄并制作）

约莫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年代，台湾盛行的〈观音妈联〉，清季以降用木雕版片徒手印刷墨线的作法，早已式微淘汰，直接就把拍摄立体神像的黑白照片制版，同时搭配铅活字与花边框架拼版，取油墨快速压印，巨细靡遗，便捷易干。例如鹿港镇“兴华印刷厂”就承印过〈鹿港龙山寺观世音菩萨〉，在纵39.2厘米、宽27厘米的神像图纸上，非但花框内嵌进“佛光普照、大地平安”的对语，在框外右上角还镶着“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口号。[11]再者，彼时在鹿港镇上各店铺发售的类似挂轴，如果认真讲究，真得要耗费重金，全作手工精描，名家出品者更加金贵。然而，大多数平价的普及品，则是由无名的地下工厂复制名作，订制尼龙丝网版，施油墨绢印轮廓线痕于“合成纸”（包含塑料与树皮纤维，比手工抄纸较能经久不易烂），透过人工补填敷彩，托裱成轴装框，即能供应上市。[12]

图14：鹿港“兴华印刷厂”出品机印神像（杨永智提供）

1997年4月12?13日，我先应“鹿港文联”[13] 邀请，成为“龙山24：鹿港龙山寺得意的一天”活动子项目策展人之一，选在该寺戏台旁布置“观音法相结因缘：传统版画展”，并进行传统木版画刷印实演；次年10月24、25日，又结合鹿港在地文史团队如：“鹿港文史工作室”（李奕兴老师主持）“港底文化工作室”（施惠熹小姐主持）“六路头文史工作室”（黄一舟先生主持）“埔头街文史工作室”（施雨良先生主持）“牛墟头文史工作室”（黄一彬先生主持）“五米路文史工作室”（黄一绚小姐主持）齐心协力，假龙山寺中门及廊庑之间，摆设“台湾传统版画特展”。

图15：“龙山24：鹿港龙山寺得意的一天”活动宣传海报（李奕兴绘图并设计）

图16：在鹿港龙山寺正院敞廊悬挂“观音法相结因缘：传统版画展”展品（杨永智拍摄）

同步也在现场趁势推出《台湾传统版画展专刊》，限定发行60部（第1?15部为“腾龙版”、第16?60部为“跃虎版”），在书封、次页[14] 与封底皆附上宝岛遗存的古版画，扉页加贴一款纪念藏书票。[15] 主要内容收录拙著〈台郡松云轩沧桑史〉专论，尤其拣选闽西生产的“玉扣纸”，尝试复制这一家清中叶名闻闽省泉、厦两地的台南书坊刷印的书叶缩影，以为插页。文末的注释更见费神，由黄一舟先生出面委请台中市资深翻译家，将日籍旅台的东洋史学者前嶋信次（1903?1983，笔名：前岛南央），针对该书坊后人撰写第一手口述史的局部译文，首度对全岛学林披露，居功厥伟。[16] 最后，我再挑选12幅代表作，缩样彩印，由东海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叶佐娴、杨晴媚分工解劳，逐页妥贴到位，一饱有缘得书者眼福。

图17：《台湾传统版画展专刊》书封，委请林进春先生题签（杨永智设计）

图18：《台湾传统版画展专刊》扉页黏贴纪念藏书票（杨永智创作）

图19：1848年台郡松云轩出版《测海录》关于鹿港天后宫献匾的缘由（杨永智提供）

台湾民众在1999年9月21日，经历强烈地震（二次大战之后伤亡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惊怖之余，2001年元月14日，我们携带台湾传统门神画复刻版、墨汁与红纸，赴重灾区（地处台中县东势镇友谊村为安顿灾民临时搭建的组合屋），与灾民们携手体验同乐，现场洋溢年节欢欣的氛围，一扫天灾覆盖的阴霾。[17] 同年4月4日午后，我配合“财团法人乡土艺术文教基金会”主办“明灯不灭：第一级古迹鹿港龙山寺全民关怀‧心灵重建文化系列活动”，于在鹿港龙山寺戏台下，以〈龙山寺版印艺术〉为题，进行一场艺术讲座，剖析寺方吉光片羽的布教纸媒，如何抚慰人心，迄今始终不坠。

图22：右起：埔头街文史工作室施雨良先生、鹿港玉珍斋传承人及六路头文史工作室黄一舟先生、鹿港文史工作室李奕兴老师、港底文化工作室施惠熹小姐、杨永智于鹿港民俗文物馆洋楼二楼前门合影（施惠郡拍摄）

2009年元月26日?2月15日，我接受“法鼓山弘化院”的邀约，到台北县金山乡“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也是闻名全岛的观音菩萨道场）”，于法鼓山第一大楼门厅规画“年画观自在：版画年画特展”，用心将鹿港龙山寺出品〈紫竹林观音佛祖〉的新印本精裱装框（纵119厘米，横78厘米），编入“潮生南海”专区，偕同我已从福州市鼓山涌泉禅寺、南京市金陵刻经处奉请来台，明清遗存至今汉字、梵文并陈的木刻佛画新刷印本（纳进“众妙门中”专区），乐见喜闻，也替尊敬的圣严法师（1931.1.22?2009.2.3）在凡尘庄严筹办最后一回的新春活动。

图23：2009年1月27日，台湾法鼓山主办“年画观自在：版画年画特展”现场（陈玲玉拍摄）

今岁元月31日，透过鹿港老字号道坛“保真坛”两位资深道长施迺宣、施宣熹贤昆仲的连系，获得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总干事黄美美小姐的动员配合，安排在隔天上午8时许，让睽违逾廿载的我如愿以偿，匍匐爬入龙山寺正殿的巨大神龛里，极近距离再度瞻仰这一方〈紫竹林观音佛祖〉古雕版的现况，小心翼翼拂去攀附在版面上的衣蛾外壳与蜘蛛丝网，不禁興嘆低吟：“妙画观音点果因，《心经》一卷感灵真。娇传菩萨拈花笑，绘有天然精气神。”“净瓶海上现金身，尽胜六朝更有神。绘菩萨明传妙谛，杨枝渡众出迷津。”[18] 咀嚼再三摩娑版，悲欣交融忆当初！

图24：2018年2月1日，〈紫竹林观音佛祖〉神禡古雕版同我合影（左：杨永智拍摄，右：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拍摄） 

注：因网络问题，注释稍后发上

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溯自清治时期，台湾官绅仕民透过传统雕版印刷术刊刷的图籍纸本，融合科举文治、社会教化、宗教普施的诸多面向，风行草偃，深植人心，刻书出版诚然功不可没。然而台风、洪涝、地震等天灾侵扰无间，加上祝融兵燹频仍，人为无心或蓄意的破坏不绝，对于彼时锲版印刷的纸张、木质文物而言，保存环境实在严苛险峻，几乎湮灭殆尽，至今很难采取全面性的观照与检视。本文试图将寓目所及相关宝岛的志书文征、摭闻掌故、风世诗文，整理出昔年岛上官方与私家的藏书状况，但愿提醒海角乐土出版史、藏书史的些许鸿爪，数笔轶事。

雍正12年（1734）闽北建阳人袁宏仁从福州府学调任抵台，接掌台湾县儒学训导，亲撰〈藏书记〉言及：“窃见台地遥隔海天，人材蔚起，而博洽尚鲜其人。揆厥所由，盖各庠向无藏书，即书肆亦罕售购。虽有聪敏之质，欲求淹贯，庸可得乎？爰置古今载籍六百余本，贮之廨中，以资诸生借览，令优生二人掌之，俾永久勿失。然而寒毡力绌，未能多蓄，第以是为权舆也。四库五车之富，端有望于后之君子。”[1]充分反映一介学官体谅台籍学生阅读的窘境，倾囊挹助的苦心孤诣。

图1：清季台日文士齐聚相馆搭景合影（后排左三即连横，黄天横提供，杨永智翻摄）

一、台湾巡道署的“万卷堂”、“芸香室”

光绪13年（1887）台湾兵备道唐景崧选定台湾巡道署北边，构筑“万卷堂”收贮图书，唐赞衮《台阳见闻录》：“唐薇卿方伯迎养署中，于署北隙地新葺小室，颜曰：万卷堂，备置图史。”丘菽园《挥麈拾遗》：“景崧藏书固富，曾建万卷楼。”[2] 出身台南私人修史家连横补云：“藏书颇富，左右皆植梅竹。景崧自书一联曰：‘贤者亦乐此，君子不可諠’。今毁。”[3] 继任唐景崧的唐赞衮又在光绪17年（1891）看中道署西方，兴建“芸香室”当作藏书处，自编诗集《台阳集》提到：“玉轴牙签连屋梁，银鱼走避芸叶香。缥褫骈溢富官舍，手书排目如墨庄。”“官衙鼎鼎厌梁内，我生愿饱书中粟。百城未足抵万卷，汲古心殷曰不足。”并作〈余好藏书，尤好蓄瓶，镌有“书癖瓶”之章〉，诗曰：“积瓶如积书，物常聚所好。积瓶供花养，积书借藜照。古色艳蓬壁，古香溢邺架。挈智毋自矜，晒腹毋自傲。”震聋发聩，令人击节！

图2：1908年之前，台湾巡道署内景（翻摄自《台湾写真帖》）

二、台湾府儒学的“典籍库”

嘉庆12年（1807）《重修台湾县志》清楚写明台湾府儒学（今台南市孔庙前身）在乾隆14年（1749）改建的状况：“后为崇圣祠，左右两廊达于庑，祠之夹室为礼乐库、典籍库。”巡台御史杨开鼎亦笔载：“崇圣祠旧逼处殿后，拓丈有六尺。”乾隆39年（1774）《续修台湾府志》：“祠左右为礼乐库、典籍库。”《续修台湾县志》：“（康熙）五十一年，巡道陈璸修，于启圣祠左右，分建六斋，曰：六德斋。祠下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乾隆）十四年，廪生侯世辉等捐赀请大修，凡诸规制多所改葺。于是改六德斋为典籍库，徙名宦、乡贤祠于庙门之外。”一直到1898年，日人借此地设置第一公学校，便将“典籍库”更名作“书库”，勉强支撑到1960年，屋宇损毁不堪，当局才兴工重修，如今有名无实，只能供旅人倚门凭吊。[4] 台湾南投县文物商龙仕腾先生曾经拥有余文仪主修《重修台湾府志》在1774年的初刊本，黄纸封面幸在，锲出“《台湾府志》：板藏府学典籍库”，验证该处亦有收纳方志雕板的功能。

图3：1915年之前，远望台湾府儒学建筑群（翻摄自《台湾名胜旧迹志》）

图4：1807年《重修台湾县志》舆图，可见典籍库所在位置（台湾图书馆提供，杨永智拍摄）

图5：1774年《续修台湾府志》初刊本的封面与1905年浴火幸存的印刷雕版（左：龙仕腾提供，右：台湾博物馆提供，杨永智拍摄）

三、台北府试院的“台湾通志总局”

日籍学人伊能嘉矩巨着《台湾文化志》指出：“光绪十八年在台北府试院内所设之台湾通志总局，所搜集之古今参考图书，其数量据称约达万余卷云。”[5] 适足以说明清末公部门为了修志临时组织的一个专责机构，运用考棚旁的特定空间，执行收纳、集中征求所得图书文献，作为供给修志官绅援引著述的参酌祖本。

四、台湾书院藏书举隅

第一要列举清代座落于台湾府城南门内的海东书院，正是全岛最高规格的公立书院，宝岛易帜以后，连横对其颓败景况着墨不少，〈台南古迹志〉：“改隶后，为军队所据，藏书尽毁，而榕尚存。然栋败榱倾，不堪过问矣。”[6] 《雅言》：“院中藏书甚富，多官局之版，历任巡道每有购置。乙未（1895）之役，悉遭烧毁。府、县志版用以炊薪，是诚台湾文化之不幸矣！”[7] 《台湾通史‧艺文志》：“（光绪二十一年）猝遭割台之役，……初海东书院藏书颇富，至是亦遭兵燹，而台湾之文献亡矣。”[8] 当年院内遗存图籍十分稀觏，我极其有幸收藏《孟子》残本3卷，每卷首叶皆钤盖“海东书院藏书”朱文印记一方，断简残编，弥足珍贵。

图6：台南海东书院藏书章（3㎝×3㎝，杨永智提供）

图7：1892年刊行《海东书院课艺》由唐赞衮亲题封面与序文（台湾大学总图书馆提供）

相关宝岛东北角噶玛兰厅（今宜兰县内）仰山书院的藏书，早在咸丰2年（1852）《噶玛兰厅志》写入：“兰中向无子、史书。道光六年（1826），孙文靖尔准制军时为闽抚，按部入兰，见诸生有向学之志，因就鳌峰（按：即福州鳌峰书院，全闽最高规格的官设书院）藏书中，抽发《迁史》（按：即司马迁《史记》）以下四十六种，运存仰山书院，以为诸生稽览之佐。”非常遗憾的是，这一批在孙尔准下令调拨的书籍，迄今犹未见片羽传世。

再查阅道光9年（1829）起，由福省闽县进士陈寿祺总纂《福建通志‧台湾府》：“文开书院在鹿仔港文昌宫左。道光四年（1824），理番同知邓传安捐建，以台地文教肇自寓贤鄞县沈太仆光文，太仆字文开，故借其字为书院名。”自书院创建之后，当地英华辈出，成为启迪文风、栽培人才的摇篮，功劳洵不可没。

图8：1984年农历10月，由彰化鹿港士绅连合筹款、丽文斋重新刻版、文开书院藏版的善书封面与牌记（林汉章提供，杨永智拍摄）

关系该书院藏书的掌故尚可见1922年，根据鹿港街公学校纂辑《乡土志》：“蔡嘉榖为江西省出身，光绪年间掌理鹿港理番分府。甫上任，处理悬宕多年未决的‘庆昌’号陈宗浚与其甥的财产纠纷，裁决向陈宗浚征收三千圆罚金，藉此自上海江左书林购买书籍，置于文开书院，提供一般民众阅览，至今当地人士仍然称颂其德政。”[9] 三年后的1925年，鹿港街长陈怀澄亲撰〈鹿港图书馆记〉：“吾邑前清光绪初年理番分府蔡公嘉谷，于退官后曾以富室某罚锾购书数千卷，藏诸文开书院，嘉惠士子颇多。”[10] 日人的访调记录与陈氏的描述两相比对，虽然后者以“富室某”为族亲削笔，然而互有补强，明确具体，应可采信。

纵然藏书逾数千卷，兵马倥偬终于不保，1895年8月28日，彰化城陷，日本近卫师团第一旅进驻，相中临时司令部。9月3日上午9时40分，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来鹿视察，在书院里听取军情报告。宿儒郑鸿猷还惦念：本来高悬于书院，由恩贡生蔡廷元亲书“坐我春风”匾额，竟与书院藏书皆纷失矣！[11]

图9：1937年，鹿港文开书院正殿侧景（杨永智提供）

分布在台北的书院以藏书闻名者至少有两处，首推登瀛书院，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光绪十八年在台北府雷其达于台北城内新建登瀛书院之际，同时附设文库，搜集古今图书，以便利肄业之诸生。”日人治台后将书院更名“淡水馆”，1900年3月间，第4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在此召开“扬文会”，入口摆设张灯结彩，高悬“扬文会”3字牌匾，恢宏气派，邀集岛上清领时期考录进士、举人及贡生们与会献策，其间公推大稻埕富商李春生、台南县举人蔡国琳担任正、副座长，图谋逐年提供当局咨议，终未实现。

次则学海书院，光绪18年（1892）闰6月11日，江苏上元举人蒋师辙《台游日记》细录：“余时拟志目，粘于东壁，〈经籍考〉下注云：‘海外荒陋，私家著述，不能盈卷，闻学海书院藏书颇富，历朝颁发学宫典籍亦当具存，拟仿同治《上江志》例，编目汇载，以视向学之士，俾无书可读者知所就资焉。’”然而，之后书院不幸充作日本军队宿舍、学校临时教室、改作高氏宗祠，藏书于是荡然无存。

图10：1900年3月，台北市登瀛书院旧址举行“扬文会”排场（台湾图书馆提供，杨永智拍摄）

图11：历任澎湖文石书院、台南蓬壶书院掌教的蔡国琳肖像及自己藏书的舆图（杨永智提供）

五、台湾私家藏书拾遗

康熙年间应台湾知府张一魁的推荐，渡台编修台湾志稿的福建邵武人施鸿，自己“藏书近万卷，手自雠校。”台邑人章甫曾经写作过〈游火山记〉，描述他在乾隆57年（1792）冬天，迷途中投宿在赤山保山庄，意外邂逅一位葛任天老翁，“茅亭颜曰：亭亭，昭其洁也。亭中题诗，大类吾野派。薄有图书，云是三、两山童，不时训厥蒙也。”嘉庆19年（1814）章甫又作〈李尔冲杜对海招访山庄友人〉：“故人新筑读书轩，薄有图书古意存。”嘉庆21年（1816）陈朝修为章甫《半崧集》题跋，回想恩师“坐拥百城，筑仓藏富。”另外系出同门的施钰也提起自己受到老师身教的影响：“性耽诗，未舞象，即多购名人诗集。”“我家有藏书，罗列架连屋。”此外，笔者再援引台南及台湾各地藏书家、藏书楼的记载如下。

图12：章甫《半崧集》清代木刻本第3卷与日治时期精钞本首卷首叶的前半叶（左：翻摄自《台南市志稿文教志》，右：台湾图书馆提供，杨永智拍摄）

（一）台南许氏“窥园”与吴家“晚香楼”

咸丰10年（1860）许廷璋带着年仅6岁，在台湾府城西定坊武馆街出生的第3个儿子许南英，来到南门东安坊马公庙旁安家落户，许南英追忆起：赤崁城南故居有地数弓，杂莳花木，署曰：窥园。乃自封“窥园主人”，在此聚书设帐，写下〈杂兴〉：“案头书卷堪为友，篱角梅花即是春。”又赋〈雨夜不寐〉：“煮茗白沙泉细沸，拾书红蜡烛频烧。”再咏〈窥园漫兴〉：“容我读书皆造化，课人艺圃亦经纶。”光绪21年（1895）仓皇内渡时，尽弃家业，不禁悲拟〈寄台南诸友〉：“身世今萍梗，图书旧劫灰。”续吟〈题画梅赠宗人穆堂同年〉：“金石图书付劫灰，那堪问讯故园梅？”

同里以盐商发迹的富绅吴尚新，早于道光10年（1830）就兴筑私人别业“吴园”，园林之盛，闻名全岛，其间还加筑“晚香楼”，作为贮书之所。1912年许南英〈晚香楼即景〉：“一瞥沧桑十八年，延陵斋馆已云烟。尚余青草数弓地，况是黄花九月天。博雅参观方物贵，清高亲炙主人贤。儿时我亦频来此，再上高楼独怆然。”诗题并附注：“楼为吴绅书斋，日人领土后，改为博物馆，原田春境君管理。”然而，满楼藏书终于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