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本文是2017年3月9日，我在“漳纸工坊的博客”发表〈最难沧桑古版归：从赵元帅骑虎藏书票谈起〉的续篇，拙文最末段发出一番喟叹：“何其有幸，躬逢其盛，当台南市兴济宫神禡复刻版迎回，即将迈上三川殿台阶的剎那，让我突然想起45年前（也是在同样的台阶上），刘文三侧拍席德进晾晒油印本的一帧旧照片，不禁目泫神摇，悲欣交集！当这一块伟岸的‘替身’隆重展陈在正殿神龛前面，事缓圆融的仪式卜告成，台湾歷史博物馆典藏组陈静宽组长当面告知：馆方依据印本同大尺幅截取整片松木，运用雷射雕刻烧制。待笔者近观则见阳刻线条的周沿遭到高热灼烤以致于起毛不规整，无法再涂刷水性墨汁抑或化学印墨，仅供参照观览而已。”[1]忧心忡忡，溢于言表。

鹰嘴刀，河北省武强县木版年画手艺人专指刻画线条的自制刀具，亦名剞、曲刀、拳刀、雀刀、月牙刀、偏口刀，结构区分刀条、刀楔（卡住刀条的小木楔）与刀把三部分。同时，为了配合手工施作时灵活调度，还有平口刀、半面凿、剥空凿、打空凿、拧子等专用刀具。CNC，则是“计算机数值控制工具机”的简称，可以透过事先编辑的精确指令进行自动加工的工具机，由计算机扮演整合控制的角色，将程序指令输入数控系统之内存后，经由计算机编译计算，透过位移控制系统，将信息传至驱动器以驱动马达之过程，来切削加工所设计之零件。如今3D扫描与打印机成为海内外日益普及的复制科技，细节姑不赘述。

图01：2015年12月2日，河北省武强县马习钦师傅使用鹰嘴刀（右一）、拧子（左一）等刀具组合（杨永智拍摄）

图02：2016年5月14日，河北省武强县娄来宾师傅演示鹰嘴刀（桥爪佳子拍摄）

一、八方云集智慧显

廿世纪末，我亲访宝岛台南市新美街“吴联发纸行”，末代店长吴明吉回想当年父亲吴瑶琮，印制木版年画皆不假他人，完全自绘、自刻并自印；宜兰市“宽仁芳香烛店”后人庄建绪也追忆家传〈五福符〉雕版，就是父亲庄有容委托本地蔡火土师傅精选“乌心石”细镂完成，每逢年关将至取出刷印，成为年终馈赠主顾的贺年伴手礼。彰化县鹿港镇黄氏家族5代经营的百年传统汉饼老铺“玉珍斋”，位在中山路的祖店高悬1919年农历11月，由“字冠全台”的秀才郑鸿猷（1856?1920）亲题匾额，因为保存妥善，完整如新。我应黄一舟店长邀约，选用上海市制造“腊墨”完成干拓，交予台中市刻字店复制分身，成为全台分店招幌的蓝本。

2014年元月10日，拜访河北省武强县大韩村“鑫德兴画店”韩更亮师傅陈述：取材自当地盐碱滩上的杜梨树，再委请娄根深、娄来宾父子雕刻成印画套版，刷出应景年画。2015年12月2日，专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河北省武强县“承艺斋画店”马习钦师傅分享：从活树新锯下来的木料，行话叫“解版”，有资金的人挖掘一个水坑浸泡半年，没财力者就放在通风处垫高阴干（直摆不可横摊），过了3到4年才能动刀，日后使用比较不会变形，不易干裂。2016年4月15日，探视湖北省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老河口市“逸仙斋画店”陈义文师傅了解：早些年时砍伐大梨木（如今只得在神农架原始森林才有），后来改用该省特产“青刚栎”替代刻版，印量减产一半，价廉易雕，取料得在秋天锯下，透气通风平摆两年始能奏刀。7月18日，我又聆听天津市东丰台“义盛做画店”第5代传承人董静师傅说明：亲赴蓟县木材市场采办杜梨木（从前候鸟嘴衔种子，掉落在坟地入土成长，百姓视为吉兆，留心不除，虽然成长迟缓，终能成材施镂），择取3至4片拼版（不采单一木片）之后才镌图。

图03：2015年12月2日，河北省武强县“承艺斋画店”收贮杜梨树原木料（杨永智拍摄）

图04：2014年1月10日，河北省武强县“鑫德兴画店”出品〈灶马〉与印刷历头的文字版（杨永智拍摄）

图05：2016年4月15日，湖北省老河口市陈义文师傅之孙陈洪斌师傅握持鹰嘴刀（杨永智拍摄）

图06：2016年7月18日，天津市东丰台董静师傅分析门神拼版手艺（左：李毅凡拍摄，右：杨永智拍摄）

图07：2015年10月27日，唐家路教授在上海“金泽工艺社”客房品评由我携来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套色印版（王拓拍摄）

同年11月24日，我陪同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縣藏窪寺嘉央樂住仁波切參觀蘇州大學博物館，中午用完素膳，漫步平江路上，他有感而發：“楊老師如果要刻版，我可以讓山上刻經處幫忙。”也是在同月，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科研處唐家路處長與山東銀座美術館楊傳傑先生一起撰文，論述該省聞名濰坊楊家埠木版年畫刻版所用原料：“均為家梨木，也就是普通的以食用水果為主的梨樹木材，以前都用棠梨木，也叫杜梨子木，魯中山區居多。棠梨木比家梨木更堅硬、細密、有韌性。老百姓說‘沒有死道兒’，纖維細密，木紋順暢，適合做雕刻。因為棠梨木生長緩慢，且成材少，現在更為缺乏，故用家梨木代替。目前看來，無論木材數量還是質量，家梨木是很好的替代。當然，與木質傢俱相似，雕刻木版也不是越硬越好，譬如說棗木，因為太過堅硬，缺乏韌性，雕刻時難以下刀，即便能下刀，拉線時也容易斷裂，難以成形。” [2]

2017年4月间，当我收到台湾台南市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出版馆讯《观‧台湾》第33期，拜读第60?61页披露〈3D扫描与打印：兴济宫保生大帝木刻板〉一文，随即扫描PDF文件，不预作立场文字，利用“WeChat”和“e-mail”传达宇内同工文友们知晓，苦乐甘甜版底藏，见微知着犹面命，两个月内接连获得洞见卓识。除开台湾“表演工作坊”前执行制作陈瑄婕小姐指正该文排版问题，暂不表列，谨就益朋诤友惠赐指教，粗略区分正面肯定与负评针砭两种趋向，计29条，胪陈于后，尚乞读者琢磨推敲。

二、正面肯定期许殷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董占军副院长：“对台湾的传统工艺保护、传承、创新方式有了初步了解，感觉台湾传统工艺及民间艺术保护非常好，而且大多处于‘活态’保护中，处于百姓日常生活环境中。……以年画为例，山东聊城东昌府年画虽然有市场，但是现代印刷术使用已经毁灭性影响到传统雕版印刷。我个人觉得传统工艺的保护必须立足生活及传统习俗及文化追求，并赋予时代需要，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其原有的精神、文化内涵。” [3]云南省腾冲市“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设计师李益娇小姐：“保生大帝神禡回归，真是可敬可贺。也看到杨老师对神禡的阐释，极为认同。不能小看了，可以算是民间最广泛及活着的宗教。” [4]

台湾新北市国立台湾图书馆企划推广组余慧贤编辑：“既然原件已无法索回，还有这样‘写真’的方式来复制，不失为补救之道！” [5]宜兰县兰阳博物馆展览组邱秀兰组长：“博物馆能妥善的保存原件文物，可同时稳定文物的物质状态，保留时间痕迹、艺师手路、文物形式等，具有重要文化意涵。但如果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原件文物一直被无间断的复制、仿作，将会完全失去其完整的价值，而原件仿作的形式，也会在一次与一次的仿作后，逐渐偏离而流逝原作的技术与价值甚至外观。当然博物馆进行原件文物仿作，通常是为了展示教育用途或是现场保存不易，才不得不使用此方法进行。” [6]

图08：2011年10月15日，日本天理参考馆典藏库房所见台湾〈纸替身〉墨线版（杨永智拍摄）

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中尾德仁学艺员：“用3D印相机拍照版木以后，用CNC做复制品的事，我想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客人大概想用手指抚摸材质，或者客人利用复制品可以印版画。一印版画就明白图案，所以客人能够理解关于版木的材质。我想对客人来说‘可以印版画’是最要紧的。” [7]韩国庆州大学文化财学科金宪柱博士：“为了让群众了解文化遗产是好的办法，一般人不能触摸和靠近真品，利用仿制品可以让人接得很近。” [8]香港版画工作室项目总监翁秀梅女士：“运用于保护状况不甚良好的版材，能够准确无误的复制另一块出来，对于承传文化、活化文化遗产，甚至再行印制，实是功德无量。” [9]

台湾彰化县鹿港镇资深文物摄影家黄雨亭先生：“自从3D打印问世以后，类似这样‘类真迹’并不困难，以后要正视这个问题了！” [10]湖北文理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张平乐副教授：“3D技术是否对传统木雕版技术在某一方面也有帮助呢？” [11]湖北省老河口市陈义文师傅：“可以试一试，灵活性就不用说了，还是呆板，电脑打出来字和手写出来的字一看就不一样。复制可以，创作不行。” [12]湖北省襄阳市“拾穗者工作群”邓粮主席：“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保护与传播兼备。机雕线条，规整划一，呆滞僵硬，但可批量，降低成本，易于普及，对古老雕版可拷贝，重见现世。” [13]

图09：2016年4月15日，湖北省老河口市陈义文师傅解说“青刚栎”版木特性（丁艳丽拍摄）

北京市“印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邢立总经理：“用历史的遗存做文创和做生意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是称为传承印刷文化遗产和宣传中国的古代四大发明之印刷术，那么请保持对历史和前辈的敬畏感和尊重，尤其绝不可误导青少年。” [14]台湾新北市古籍善本鉴藏家袁芳荣先生：“基于推广及提倡复古的用意，复刻古雕板来印刷流传，是可以进行的，但是为了避免日后新印旧印混杂难辨，新雕板上应该另外刻上‘某某年复刻’字样，以资区隔。” [15]中国金陵刻经印刷技艺南京市代表性传承人邓清之女士：“分片雕刻，然后组合起来吧，挺好的。” [16]（按：这是被该文图片误导，馆方竟然采取整块松木板一体机雕）

图10：2016年2月26日，南京市“金陵刻经处”马萌青师傅演示鹰嘴刀（刘琳拍摄）

天津电力建设公司海外工程公司客户经理方博先生：“我是非常赞成的，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毕竟古版的使用是有寿命的，在使用中也是会有耗损的。以现代技术复制古版，从最大限度上可以还原古版原貌，这一点首先是值得肯定的。……这两年来，在大陆‘人工智慧’是特别火的词儿，各行各业都在经受着人工智慧的冲击。我觉得您的这个高科技复刻古雕版的技术，也可以说是年画业的人工智能。” [17]

三、负评针砭且探讨

台湾台北市中央研院台湾史研究所谢国兴所长：“陈静宽（按：台史博代理典藏组长）告诉我该神禡复制方式时，我就深不以为然，我认为应以现在的数位技术辅助，设法找到跟原刻板一样或至少相近的木头，并请知名的神像雕刻师以手工仿制复刻，松木极松脆，品级极低，台史博为了省钱速成，出此下策，依我的标准是不及格的。” [18]中国北京大学艺术史博士生、台湾资深民艺观察家陈益宗先生：“要复原传统老版用CNC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然要复原，就是要用人刻，即使有点误差我都觉得无所谓，但至少是人刻的。台湾还是有很多能够刻板的人，我觉得不要那么在意一定要在台湾刻，更要在意的是不要用机器去刻。而且CNC刻是垂直的，底是平的，完全没有雕刻刀刻出来的那个手感。……松木是很烂的木头，很容易被蛀虫蛀，那个东西不耐久啊！而且如果是CNC刻的话，那个线很可能很容易崩掉。……我认为新刻的这一块板，既然是新刻的，就要拿来印，而且是印给所有的信徒，而不是新刻的，照旧供起来。” [19]

兰阳博物馆邱秀兰组长：“如果要给文物定位仿作后必须保留文物原来的精神，再过50年后，它又是第2件重要文物（文资法）的话，那么仿作过程的技术工法、材质就必须特别考究，并且可以趁机会可以技术传承，这样文物的保存才会永续。因为保存不只是对象的本身，还有背后的技术、文化意涵、社会脉络等。” [20]韩国江南大学校文献情报学科曹炯鎭教授：“复制方式应照古法为合宜，这样复制品才能代替眞品，发挥敎育功能，因为若要不照古法复制，干脆材料也用现代的橡皮或塑胶，工具也用现代的机械更方便，迅速又低廉，自它拓出来的结果一般人也分不出之故；复制方式若不用古法，而用现代的，便要说明其事实，用何具体方式复制的，让后人知道；用雷射雕刻烧制，其结果无法刷出，仅供参照观览而已。遗憾！不过，虽不能刷印，但拓出来可以吧，仅是其结果的左右相反而已，刚好无文字，无所谓吧？” [21]

湖北文理学院张平乐副教授：“3D打印机真的可以取代手工复刻雕版吗？” [22]河北省武强县马习钦师傅：“利用现在的高科技，电脑雕刻机器复刻古代雕版，如果图纹输入准确规范，板材在雕刻过程中稳定不变型，刀头（或钻头）质量超强，制作完成后，刷印出来，应该和（已刷印过大概两万张后）原版刷印的几乎没有差别，但观木版总会有较明显的差异。手雕版，尤其是新雕版，看上去线条流畅刚劲，电脑雕版，远看还可以，但近观，却显得软弱无力，失去了刀味。高转速钻头的效果，就像是虫咬的感觉，接近该退役的老雕版所刷印的模样。” [23]

图11：2016年2月20日，马习钦师傅在上海“金泽工艺社”演示鹰嘴刀（杨永智拍摄）

图12、13：2014年1月11日，马习钦师傅为首都博物馆复刻《清敕修大藏经》说法图（杨永智拍摄）

湖北省老河口市陈义文师傅：“机器雕的和手工雕的不一样，稍微有点水平的都能看出来，切磋琢磨一点都不存在，工匠都不提倡机械化，那样就不值钱了，手工做出来的灵活，机器做出来的悬殊大得很，手工者就是手工者，传统的传承过程口传心授，还是要保留。……松木做板不行，搞细致的东西搞不成，松木有骨有筋，它的筋大雕不成，一收缩它就掉了；梨木有骨没筋，细腻，做不成挑水的担子，为啥子要用杉木做扁担？它薄，但弯成弓都不会断，梨木雕版行，做板凳，腿一歪就断了，松木有筋的地方硬，没有筋的地方松软，线条刻得细了立不住。”（他又说：杨老师要是找不到板子，我这还有，给他拿去用！） [24]

图14：2017年4月12日，邓粮代我向陈义文师傅请益手工雕版关键（邓粮提供）

台湾台北市海洋技术学院海洋休闲观光系温台祥副教授：“我也曾实验性刻过雕版，因为有实务比照，所得颇丰。” [25]“从亲身的实践过程中找出最佳、最好的，没有绝对的方法，为求达成目标，只有可行的方法。自己操作过，才有发语权。” [26]俄罗斯籍、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硕士萨莎小姐：“在中国学习期间，我访问了许多生产年画的地方，认识了许多制作年画的师傅，并增加了对传统年画印刷过程的了解。所以，在我创作自己的‘超新年画’时我也使用传统的材料和工具，并谨遵传统的印刷过程。我也考虑过用这种方法刻我的毕业作品的墨线版，但是觉得做好向量图形文件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决定手工刻。” [27]

图15、16：萨莎小姐亲手雕刻〈年年有余〉墨线版与套版完成的毕业作品（萨莎拍摄）

图17：2016年4月11日，萨莎小姐拜访天津“杨柳青画社”杨淑华师傅请教木版水印技巧（杨永智拍摄）

天津电力建设公司方博先生：“现代技术再先进，也无法复制传统的灵魂。人与高科技的本质区别，还是在于人能创造，而再高的科技也只能模仿。或者，用艺术一点儿的语言说，人刻的木版是带着工匠呼吸的，是被工匠赋予生命的。这一点只能由人来做到。就是因为，同样图案的木版，即便同一个人来刻，也会存在细微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才是工匠当时当下所处环境、心境的综合体现。所以，工匠的创作才有独创性与艺术性。……兴济宫保生大帝木刻版无疑是神禡。而印制神禡的画版，即便工艺再精湛，说白了，还只是一块经过加工的木头而已。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经受善男信女的香火供奉，享受广大民众的顶礼膜拜，从而使这块木头具有了人们心灵上的认同感。这才是这块木头化腐朽为神奇的点睛之笔。说白了，一块木头的载体，神禡的肉身是高科技给予的，而神禡的精神是人赋予的。所以，科技再高明，也需要最后精神升华这一步。” [28]

“拾穗者工作群”邓粮主席：“手工活，一刀刀不可重复，赋予了作品灵性。” [29]国立台湾图书馆余慧贤编辑：“不知原件是否有‘灵’？若然，复制品如何也具有类似符咒的效果？虽已加工成旧物状，惟刻印整齐，好像少了原件手刻及岁月的感动。” [30]“您的专业我是不懂（非客套），但对物件散出的温度，因有感受就说出来，这是心的感觉，无涉技术或功能，宗教之于人，正在心灵的疏导与慰藉。” [31]北京市“无用生活空间”瞿一萱女士：“有了机器雕刻，很多文物复原工作得以突破，精细，无错，只是缺少点人工的情感蕴涵。” [32]北京市《中国家庭报》某记者：“还是喜欢手作！” [33]

四、动手刊刷传六合

以上条陈海内外23位藝朋道友针对台史博复刻保生大帝暨卅六官将神禡古印版作为的反馈，29条赞成或建议的多元思考，机锋随时流露，令人浮想联翩。

其实，早在2015年8月27日下午2时，我先向该馆馆员们做了一场〈两岸版印文物之美〉的专题讲座，结束之后随即应典藏组许美云组长邀请，张淑卿助理研究员也加入，一起开会继续分享；同时，也商量此方巨大且珍罕古印版的复刻设计：（1）1973年，画家席德进偕同版画家林智信来到台南市兴济宫调借古版，为了争取时效，舍弃耗时费工的传统水印，采用现代印刷油墨，以滚筒印制两张新印本，呈现效果最接近当时印版原貌，可惜迄今仍不知所踪。（2）不久，画家刘文三收购古印版，返家自行油印，装裱后交予文物商贩卖，台湾文献搜藏家黄天横、著名版画家廖修平、潘元石，加上笔者先后入手，建请吕理政馆长出面调借，视作复刻的底本。（3）2009年，在馆方向台中市收藏家郭双富购买古印版之前，我曾亲赴郭府，用水墨宣纸试印多张，留赠的印本也一并进入该馆典藏。倘若能将后两者并列同参，去芜存菁，补足求全，充为重刊的蓝图，洵为尽美至善。无奈，散会以来吕馆长荣退，许组长请假出国，徒留悬念到如今。

思考亭宫珍藏逾百年的古印版，产地来源、催生匠师虽然早已湮灭难寻，但是，历经画家起稿（完成的画稿行话叫“粉本”）、刻匠“陡刀立线”以锲木 [34]、折师（或是亭宫的执事先生）握持棕刷施墨印纸，工艺流程环环相扣，条理合拍，制作的确不容易。诚然，我们都未能目睹清领时代制作古印版的流程，只能就眼前闻见回溯逆推。不过，并非得蓄意仿旧，足以彰显彼时风采； [35]福建省福州、兴化、漳州、泉州乃至台湾台南的雕版技法 [36]，未及赓续薪传，惋惜难免，往者已矣，就从当下做起吧！从前雕工对于版材的整治奏刀，业已接受岁月人为无情摧残、无数洗礼，印版稳固安在尚且遗存传世，自有其理，不要规避本土化所衍生的难题：如何考究今天能够砍伐截取的良木，榫接订制成偌大版面，不致输给吸墨佳、耐刷印过往用料的素质，不啻成为首要谋虑。

其次，观摩学习幸存中国各地画店、刻字人、刻经处师傅们相沿承袭的绝活儿，恢复以“鹰嘴刀”雕版的务实手路，使匠心神髓与时俱进，同步做好研究、趁机记录和技艺传承，对于宝岛同类型神禡的复刻，建立起重要的里程碑。完全依赖CNC科技的后遗症，徒使人手沦为抹染旧化的下手，人脑屈居计算机指令后的附庸，岂非愧对前贤，侈言为往圣继绝学？

最后，极其重要的莫过于：复刻的新印版要能够活使！吸纳水性墨汁，方便手工刷纸。我也采访过臺灣台南市米街（今名“新美街”）“王泉盈纸庄”、“王源顺纸行”的后人，掌握到利用棕榈叶绑制刷子來沾墨，在印版上均匀刷色，还得打开虎口挟持住桧木榫接，外裹桂竹叶的“把子”，磨擦纸背来完成木版年画与《三字经》读本。这些年，陆续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及奈良、巴拿马、韩国原州及中国各省演示；实在没有必要再用电子图檔输出，即使作原寸打印大图，美则美矣，机印烫手终归冷淡，手刷馨香持久恒温；碳粉药水不过暂时夺目，远逊水墨朱印加持，方能永耀不褪。

图18：2016年5月27日，我在韩国原州“韩国古版画博物馆”为台湾台中市“台湾传统版印特藏室”复刻〈钟馗〉神符作印刷演示（李梅拍摄）

“莫负初心”正是宗教艺术的核心价值！遥想当年，渡台先民们飘洋涉海，前仆后继，冒险犯难时，发愿立誓，寄托众神，透过无数奉献，众志始成的古印版正是绝佳物证。我衷心企盼亭宫主事先生们能够提振志气，当思自勉，拿出最大的尊重和礼敬，就让雕版刷出神气吧！还原帝君官将们的慈眉善目，威灵赫奕，散播印本，尽可能传递到世间各处去，期待地球村的兄弟姐妹都知道祂们始终庇佑台湾百姓的“护照”。就好比千帆过尽、沧桑遍历的美人，藉由不停的复刻与重印，只为了回眸苍生：化身千万纸、福田植人心。

陈冕

中国乡村研究有其悠长历史。说起村庄研究，研究者脑中一闪而过的，自然会有费孝通、杨懋春的民国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外人类学村庄研究，以及近十余年蔚为大观的本土乡村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尽管如此，芝加哥大学中国现代史专业副教授艾约博的专著《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仍可在浩如烟海的乡村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艾约博运用近年颇为热门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以人类学家的耐心与细致深入到村庄中进行田野研究，探寻村庄内部肌理，揭露历史与现实的纠缠；又施展历史学家的技艺，史海钩沉，再现村庄社会百年风雨。与此同时，艾约博更是展现其独特问题意识，探寻“技能如何嵌入社会之中”这一少为既有研究触及的问题，并将其放置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宏大框架下考察，让读者耳目一新。

　　深描村庄：将夹江打进村庄研究的广阔版图

　　和经典乡村研究相似，艾约博也将目光聚焦在一个乡村社区——位处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县。在夹江县，最为显著的经济活动并非农业，而是造纸业。艾约博将村落的百年变迁娓娓道来，匠人山间伐竹，槽边制浆，商人四处奔走，讨价还价，村民建碑祭祖，以求家门复兴……不同群体如何“以竹为生”，跃然纸上。民国时期的兵荒马乱，共和国初年手工业的巨变，改革开放后造纸业的复兴……时代洪流如何影响地方社会，也被细致再现。

　　但如果仅有细致入微之观察，而无问题意识或理论意识，文本常有沦为速食新闻之虞。艾约博一方面与经典的人类学研究展开对话，一方面又以民族志挑战常识，使其乡村画像呈现出更为丰厚的质地。

　　如在讨论夹江山区的宗族时，艾约博与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展开对话。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研究将重点放在村庄范围内的继嗣群中，艾约博则指出，弗里德曼乃至弗里德曼的批评者们，都甚少关注水平的亲属纽带。技能并非由某支血脉垄断，而是以“辈分”为轴，为同宗族的兄弟间所共享。兄弟们各司其职，亲属关系则有助于维持劳动、借贷、雇佣等经济活动。宗族也并非仅仅是固定地理范围内稳定的实体，也是日常生活中反复不断的实践。艾约博注意到，辈分并非冰冷的“长幼尊卑”，也是可以灵活运用的策略，如“‘辈分’不必时时讲，讲深讲浅视情况而定”。

　　再如在讨论夹江纸业行会和商贸网络时，艾约博又对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进行补充。他认同施坚雅的基本假设，即市场成为社会组织的基质。但在夹江的案例中，施坚雅所预设的经济理性时常会被打破，比方说乡民会违背经济理性，因政治等因素选择更远的市场交易，也会临时开辟新市场铲除经济对手的市场；造纸商们可经营自耕田和通过平原而非市集买米，市场的必要性似乎也并无如此明显，尽管施坚雅的田野地点正好是在离夹江不远的成都盆地。细致入微的描述，并不只志在描绘，更有助于将夹江打进村庄研究的广阔版图之中。

　　技能考古学：刻在身心之上的技能构筑地方社会

　　但这本书最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他对“技能”的重新思考。在艾约博看来，技能并不只是个体所拥有之“物”，更是构筑地方社会的重要环节。在夹江，造纸技术复杂且仰赖精细分工，因此其社会组织与技术之间也呈现出复杂共生关系。

　　艾约博取径技术人类学，探寻技能如何在个体、代际、村落乃至家国中分布与再分配。他没有采取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将技能对社会的影响浪漫化，而是采取更为精细的全景式描述，进一步探讨技能如何“具化在践行者的头脑和身体里，嵌入在自然和人为的环境中，分置在不同践行人群体中”，并“嵌入在社会关系中”。实践技能的个体与社群，皆独一无二，难以复制。也只有在这个视角之下，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即便夹江的造纸技术被写成文字，仍无法在其他地方再现。

　　技能首先依赖于个体得以实现，它无法脱离活生生的肉体。技能首先会储存在工匠的身体与记忆中。抄纸、刷纸、纸浆配备等技能时常超越言语，而更需要心领神会。艾约博注意到，某些打浆匠制造的纸浆更为上乘，并非因为配方上乘，而是知道如何凭借感觉处理微妙变化，纸匠也知道如何微妙地混合竹与其他材料以控制成本。对于男性，特定技能会铭刻在记忆中，伴随终身；而妇女则必须学会遗忘娘家的技术，学习夫家的技术。这样的技能甚至会铭刻在身体中，如踩踏碎料者一条大腿会比另外一条要粗。技能被整合到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成为难以磨灭的部分。

　　但个体技能要发挥效力，仍需融入社群之中。铭刻在各人身心之上的技能，只能成为捉襟见肘的独角戏；只有当各异技能融入社会环境，流程复杂的造纸业方可顺利运转。各怀绝技之人，如同上演韵律节奏复杂的多人舞，将纷繁复杂的流程化解为个体训练有素的实践。在村落中，工匠将技能实践编织到辈分等宗族实践中，通过对亲缘关系的灵活运用组织复杂的生产，而造纸区中的大部分人，也被技能维系在社区之中，维持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里，技能并不会带来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是渗透在社群的关系网络中。技能使得共同体得以维系，而社群则为技能提供运转、流动、传递的空间。

　　当技能遇上国家：如何规划才能避免地方社会恶化

　　技能并非乡村共同体中自给自足之物。当国家介入，既有社会关系被改变，技能会被重新分配，乃至受到严重挑战；技能的实践者则可能面临生活巨变。艾约博引入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的分析，进一步剖析国家的规划如何导致技能与社会关系的重组。

　　斯科特在剖析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苏维埃集体化、坦桑尼亚强制村庄化和单一树种林业后，指出国家对社会的规划总是倾向于极端简化、清晰。然而国家的清晰化规划却可能在地方水土不服，违背地方社会的实践逻辑，乃至酿成大祸。因此，若只考虑宏大的国家规划，而忽视根植地方社会中的实践知识，社会便难以顺利运转。

　　夹江造纸业的技能便是一种地方实践知识，它自有其运行逻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试图控制夹江造纸业，最终以失败告终；共和国政府试图介入，但在复制技术这一点上也同样不成功。地方性实践巧妙地以其自身的逻辑适应了政权更替。由于造纸本来就是集体实践，集体化也并没有太大改变村民生活，在五十年代初，居民的生活比经历内战和政权易置前的四十年代还要舒适。

　　但国家随即而来的宏大规划，却在夹江地区激起难以平息的涟漪。国家试图推行的政策是清晰简单的：迅速发展工业，粮食自给自足。但落实到地方社会，夹江的“手工业”标签却使村民们处在尴尬的夹缝中。由于无法进入“工业”的行列，工匠们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造纸技术并无太大长进。山地平原都要做到粮食自足的政策试图促进公平，但在夹江却适得其反。“大跃进”之后，粮食征收量与再分配量有所降低，夹江平原地区可以腾出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工业，但山区却必须砍掉造纸所必需的竹子种植粮食。

    这也体现出原书书名“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的另一层含义：夹江山区工匠纵然“以竹为生”，靠竹造纸吃饭，但在特定情境下，他们又得“削竹种稻”，靠种粮吃饭。但正如艾约博所观察，“10亩竹林可以维持一个小造纸作坊一年的运转，但是10亩农田却不能养活一个家庭”。地方的实践知识可以维持社群的合理运转，但高高在上的简单规划，有时在砍断了既有的社会纽带后，却未必能提供良好的替代。与之类似，改革开放后，夹江造纸业私有化大获成功，也并不尽然出于国家政策的规划。粮食、纸业市场的变化，城市对书法纸的需求等因素结合，与夹江原有的亲缘技能分配结合，才使造纸业顺利私有化。

　　由是观之，如若试图以清晰规划大刀阔斧发展的国家，不能妥善处理地方千百年来形成的实践知识，那么很可能迎来一刀切的恶果：规划失效，地方社会恶化。面临发展的难题，或许我们都应像艾约博一样，以历史学的厚重与人类学的敏感，从地方的视角看，从那些组织起亲缘网络、市场体系与生产实践的地方知识出发。当然，这也是一种根植于特定文化环境中修习而来的技能，但它值得我们去不断尝试。

圣母神禡敬惜字：韩国同道访台调研喜追陪（上）

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纸马’是将约定俗成的神明造形，运刀于木镌镂出面容体态，选用色纸刷印，在祭神仪式完成后予以焚化。因为画面上的神明，都有奔马的构图，被视为神明的坐骑，当作上天骑乘之用。纸马也称神禡、佛马。虞兆隆在《天香楼偶得》解释为神佛所凭依的，好像骑在马上一样，后世信众为了表达对神明更崇高的敬意，又加上‘示’字部首，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1] 薄松年《中国年画艺术史》以为：“神马或作纸马，亦作神码，系印绘在纸上祭祀神佛时供奉或焚化的神像。” [2]

王树村（1923?2009）《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推论：“清康熙年间台湾置府管辖后，……纸马艺术此后渐传入台湾，称为‘甲马’。台湾的台南市米街是甲马、春联、年画的集中刷印场地。” [3]张道一〈纸马三题〉则归纳：“纸马的最大特点，是纸钱、甲马和神像揉在了一起，成为‘三合一’的概念之物，而且都是用于焚烧。” [4]诚然，台湾妈祖所出神禡，无论张贴或是折疊作加身护持、绑缚香旗随驾，不许恣意弃置，陈旧污损之后还是得火化升天。

图01：2014年1月17日，作者在湖南隆回县六都寨纸马店当街刷印古老纸马雕版（吴京南拍摄）

图02：2015年10月4日，悬挂在“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展示的纸马店老招幌（杨永智拍摄）

今年7月2、4、9日，冯骥才院长精选院藏纸马珍品，远征欧陆意大利，陆续在斯佩齐亚市的Risolo城堡、威尼斯大学孔子学院和佛罗伦萨大学孔子学院，接力举办中国木版年画海外巡展“纸马文化：中国民间的精神天地”的特展。亦趁机向宇内同好们引荐、推广中国木版年画种类特色与年俗文化丰富内涵。

图03：“纸马文化：中国民间的精神天地”特展海报（杨永智翻摄）

说来亦凑巧，大约同一时间，由韩国原州市雉岳山明珠寺住持、韩国古版画学会会长、韩国古版画博物馆韩禅学馆长，率领女公子韩智秀小姐，韩国重要无形文化财刻字匠郑灿民师傅，韩国古版画学会监事、从事传统美术教育的权赫松老师，“文殊山版画工房”洪善雄版画家，佛教艺术史专家李承禧博士，加上赵守彦、沈成美、金银香女史，以及专业摄影师黄振先生，也订在7月3日中午，一起连袂飞抵宝岛，以“2017韩国文化财厅生生文化财事业第八次古板画海外（台湾）考察”的名义，展开密集且紧凑的参访，3?5日行程包含台北市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国立历史博物馆典藏品的调研。

 
图04：台湾竹南中港慈裕宫外景（杨永智拍摄）

7月6上午9时半，我们在台湾北部苗栗县竹南镇，国家三级古迹“慈裕宫”的三川殿会合，然后接受宫务副主任委员陈宏谋、总务曾贩义、营销组陈圣元诸位先生的热情款待，特别开放导览“文物馆”典藏的宗教文物，并且慨然允许从橱柜里提调出古老印刷雕版两方，贴心安排在左厢房关圣帝君的神座前，由我从旁协助，让远道而来的贵宾们动手试印体验，藉以亲近妈祖温柔敦厚的文化底蕴。

溯自1910年9月17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刊登一则相关台湾云林北港天上圣母灵异的报导，附评曰：“惟北港‘朝天宫’圣母，虽屡着灵异，然惜该庙未曾置有刷（印）鲜明神像及精妙符录，仅以黄纸印粗末之符，动即弃去。若如内地缩印神像，制为绸折，并付符录，与参拜者持归供奉，则信仰之力尤深。”记录当时的神像符箓是采用“粗末”（即粗烟末，燃烧薪材后刮剔锅底所得之碳粉，再与牛皮胶兑水熬煮，即成最廉价墨水），刷印在手工抄制的黄色竹纸上。

日籍洋画家浅井暹（1900?约1955）在昭和6?11年（1931?1936）期间，寓居台南市本町4之70番地（今台南市永福路2段217号“吴万春香铺”旁）。自创“台湾土俗研究会”，从昭和6年（1931）元月开始，持续发行《台湾土俗资料》5集，每集收纳门神、神符、金银纸钱等木版年画20张，尺幅过大者适度折迭，逐页浮贴在坚固卡纸，手工加盖流水编号，集前附上铅印解说文字，装入纸袋贩卖，缔造选用台湾木版年画作专题，制作限量画册的先例。“神道设教，旨在教化，劝人为善，台湾先民们来自中国大陆，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然也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刻版的刀法、构图、设色和印刷，处处都洋溢着我国固有印刷品敦厚淳朴的风格，这是先民们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具体的表现。……直到今天，这些神明仍是民间宗教信仰的中心，抚今思昔，我们不能不叹服其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5]正好直指雕版印刷术落实宝岛，成就民间美术的根源。

图05：慈裕宫正殿神龛供奉“黑面三妈”神像与古老神禡新印本（杨永智拍摄并印刷）

图06：慈裕宫珍藏古老妈祖神禡墨线雕版正面与背面（杨永智拍摄）

2002年，任职竹南国中的陈汉璋老师推文介绍此方古老神禡的主角：“三妈做医生”的缘由。“神像雕制年代已不可知，但都是来自对岸的软身妈祖神像，至少也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坐高八十公分的黑面三妈，可能是正式向祖庙分火时，供迎自祖庙的神像，因此《中港慈裕宫志》称之为‘湄洲祖妈’，民间称之为‘渡台妈’。早年是先民求医治病的所托，因此有‘先生妈’之称。后来如遇出巡或与各寺庙交际往来，或信徒喜庆求迎奉家中，也都由三妈负责，因此又有‘外交妈’之称。……是一块约33.3公分长、22公分宽、2公分厚的福杉木雕版画，‘天上圣母’与‘镇宅平安’各约2.5公分，是因原版已有裂痕，为保护而钉刻上去的，年代已不可考，耆老相传已近二百年。在耆老的记忆里，这是当年诸多航行往来两岸先民随身的护身符，更是日治‘庙神升天’政策实施后， [6]居民私下作为供奉，寻求心灵寄托的依藉。” [7]

神禡的布局是妈祖偕同男侍一对，搭配千里眼、顺风耳合图，应该是承继清雍正3年（1725）《天后显圣录》、日本宽正17年（1799）《清俗纪闻》、清道光6年（1826）《天后本传》、清光绪24年（1898）《天后圣母圣迹图志》的遗绪，类似构图的神禡我还搜集到（1）台南市大天后宫（2）屏东县屏东市慈凤宫（3）云林县麦寮乡拱范宫（4）新北市板桥区慈惠宫（5）宜兰县宜兰市昭应宫（6）彰化县芬园乡宝藏寺（7）台南市金安宫，共计7座宫庙的新旧印本。

图07：1826年福建泉州修文堂书坊出版《天后本传》的〈天后圣像〉（杨永智提供）

当然，妈祖也可以灵活调度，改变搭配一对女侍，与千里眼、顺风耳合图，如此即成为台湾妈祖神禡最为普遍流行的款式，尚且可以再细分，千里眼站左、顺风耳立右者如：（1）云林县北港镇朝天宫（2）嘉义县大林镇泰宁宫（3）彰化县北斗镇奠安宫（4）彰化县旧馆修天堂（5）及（6）彰化县鹿港镇天后宫两种（7）彰化县鹿港镇新祖宫（8）基隆市庆安宫，共计8种。 [8]至于千里眼站右、顺风耳立左者如：（1）云林县北港镇朝天宫（2）云林县麦寮乡拱范宫（3）云林县土库镇顺天宫（4）嘉义县新港乡水仙宫（5）嘉义县新港乡奉天宫（6）彰化县彰化市南瑶宫（7）南投县名间乡朝圣宫（8）南投县草屯镇朝阳宫（9）台中市内新庄新兴宫（10）高雄县旗山镇天后宫（11）台南市安平天后宫（12）台中市万春宫，加上“慈裕宫”的这一款， [9]共计13种。

欣逢此番际会，我也特意携来清末台南府城“米街”（今已更名“新美街”）逾百年木版年画老铺“王泉盈纸庄”的祖传工具：运用桂竹叶包裹桧木的“把子”，让韩国同道们亲手施展，摩挲体会：取棕刷均匀上墨之后，将印纸覆盖版面，以虎口握持“把子”的木柄，自画心往外平推展开，排挤版面与纸张之间多余空气，让印纸平坦舒张，服贴在阳刻线条与团块，如此水墨应时附着纸面，得到完整清晰的肌理墨痕。

图08：利用桂竹叶包裹桧木的“把子”（杨永智提供）

图09：韩禅学馆长体验台湾传统手法（杨永智拍摄）

图10：韩禅学馆长与妈祖神禡印版合影（杨永智拍摄）

竹南国小连照雄校长在2002年撰写〈慈裕宫的年中行事〉：“庆成福醮：庙宇改建或大修竣工后要举行庆成福醮，光复后本宫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五十九年（1970）、六十五年（1976）、七十七年（1988）举行四次，均组织建醮委员会选任主任委员等干部，依照普度模式扩大举行。” [10] 构图接近、用途类似的雕版印本，我还采集到：（1）光绪6年（1880）台笨朝天宫天上圣母驾诣湄洲进香收捐银（2）嘉义县新港镇水仙宫天上圣母捐缘（3）彰化县彰化市南瑶宫天上圣母捐、题缘金（4）台南市大天后宫天上圣母遶境采缘（5）全台白龙庵五福大帝喜敬（6）青莲寺庆成福醮寄附金（7）劝善堂永清宫庆赞中元信士喜助捐缘（8）水田保祈安福醮捐银，加上“慈裕宫庆成清醮”的这一款，合计9种。

图11：印刷善信捐缘金额的收据印版及新印本（杨永智拍摄并印刷）

台湾鹿港资深画家施翠峰亦评价：“这些神符所以能够有出色的表现，主要的是清代初期及中期，移民们从大陆来台时，往往也将家乡名剎古庙的分神之神像奉祀在帆船上渡海而来，上陆后即择地建庙宇以期永久奉祀。该名剎古庙的神符亦被移民当作护身符随身携带，传来台湾。这些神符在台湾竟成为台湾省神符的范本，在各地依样画葫芦，形成现代各寺庙的神符之祖宗，当然由于一再地翻版，线条已经没有原模板的纤细严谨，然而在粗糙中反而呈现一种怪诞美与神秘感。” [11]

王树村《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妈祖之为神，建庙塑像，刻版刷印图像，紧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与感情，颇有深广意义。妈祖不只在中国本土两岸很有影响，而且在东南亚远及美国等华侨集聚之地，都有妈祖庙宇和拜祭用的纸马金箔。故此孔子、关公、妈祖三尊历史人物塑像或纸马图像，便成了中华民俗化的象征，凝聚了国外华人不忘祖国的思想感情。” [12]韩禅学馆长偕同道们一起体验台湾传统神禡印刷手法之后，接着便将新印本加盖一方神衔朱印，经过正殿妈祖香炉的烟火熏陶，祈求妈祖藉此灵佑护持（此一动作俗称“过炉”），恭敬请回韩国原州，应是台湾妈祖神禡赴韩的首发壮举，殊胜亦圆满。

图12：左起：郑灿民、沈成美、权赫松、陈圣元、韩禅学、曾贩义、李承禧、杨永智、洪善雄、赵守彦、韩智秀、金银香在慈裕宫正殿妈祖神龛前合影（姜仁国拍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在慈裕宫右畔不远处的十字路口，一座古老的惜字炉迄今犹矗立在路边。惜字炉，也称惜字亭、惜字塔、敬字亭、圣迹亭、化楮亭。清同治6年（1867）慈裕宫内曾经设置“义塾”，以公基金资助迁徙汉人与当地原住民子弟的教育，3年之后废止取消。然而，惜字炉屹然未颓，也许正是彼时士子学童知书达礼的历史见证。日籍旅台文士西川满（1908?1999）还发表过〈抚台街：延平南路的记忆〉：“由于父亲是明治法律专门学校毕业（今日的明大），当年的他甚为严厉。住进这个家也是我第一次被父亲绑在二楼的铁扶手上，至于自己为什么会被处罚，当时并不知道，到了夜里方才听父亲说出理由。他说我踏到了报纸──报纸算什么？我真是无法明白。后来父亲说明汉字的重要性，甚至教导我，台湾有丢弃写着文字纸屑的石造‘惜字塔’。日后，我在公园看到实物，深有感于汉民族的伟大传统。笔者从此对汉字真心喜爱。” [13]

图13：收拾字纸使用的竹篓及扁担（南投县草屯镇登瀛书院提供，杨永智拍摄）

图14：座落于慈裕宫右畔道路旁的惜字炉，采取三种视角观看（杨永智拍摄）

我再翻检清季风行台、闽两省的民间畅销善书《玉历》，见诸台湾台郡“松云轩刻字店”（1830年）、福建侯官“施志宝刻坊”（1835年）、福建泉州“舒文堂”及“绮文居”（1884年）、福建福州“集新堂”（1885年）、台湾彰化“黄承美堂”（1889年）、福建泉州“郁文堂”（1895年）、福建厦门“会文堂”（1900年），至少经眼8种版本，莫不刻画行善之人花钱雇工，沿街辛苦捡拾书写或印刷残留下汉字（由仓颉圣人创造，故称“圣迹”）的废纸，统一置放于炉中焚化成纸灰。等到春、秋佳日，隆重清理纸灰，用奏乐仪仗送入江海倾倒，取"恭送圣迹"美其名。“敬惜字纸”即是种因，“后代富贵”则为福报。

图15、16：1885年福建福州集新堂书坊出版《玉历钞传警世》封面与〈惜字炉〉绣像（杨永智提供）

图17：在"恭送圣迹"仪式中插立供奉物件上的三龙标朱印纸旗（郭双富提供，杨永智拍摄）

1962年2?3月之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采集组组长、民俗学专家陈汉光（1921?1973）先后造访台南市区、台南县后壁乡上茄冬村、彰化县鹿港镇以及宜兰县宜兰市，进行有关“禁忌”的调研，记录来自福建泉州、漳州移民的遗风不少，竟然还有：“禁乱丢字纸，否则会失明或眼花。”“禁将字纸送进灶中，否则眼睛会不好。”“禁大便时使用字纸擦屁股，否则眼睛会失明。” [14]反映宝岛先民礼敬文字之诚意，念兹在兹，历久不坠矣。

点金托银绽纸花：韩国同道访台调研喜追陪（下）

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率团的韩禅学馆长本来还想规划参访两处台湾典藏传统木雕版的公、私机构，其一是台南市第三级古迹“德化堂”。回想1997年7月17?19日，位在府前路1段178号的古建物即将进行维修，我动手将束诸高阁多年的12箱，总计497片，以乌心石、梢楠木雕制的清代遗存书版，从正堂阁楼上抢救出来仔细清理。除开使用“德化号”名义开雕者，也囊括安平“化善堂”、郡城东门内“天坛”、大关帝庙“东璧斋”、开基武庙抽签巷“经文斋”、“善诱堂”与“金万泉堂”署名的版片，更发现台郡“松云轩”制造的《心经注解》书版，最是珍贵难得。 [1]

图01：全台现存最古老的龙华派斋堂“德化堂”在1932年的旧观（杨永智提供）

图02：1856年靖海侯施琅敬刊《金刚经注讲》书版（杨永智拍摄）

《心经注解》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解》，1836年9月重刊本。版框高18公分，宽11.5公分，内文每半叶经文4行，行10字，批注文字8行，行19字，单栏，版心花口，上刊「心经批注」，单鱼尾，下刊叶次，共计69叶，用41片木板雕制。正文共计68叶，首叶注文：“昭庆大字经房慧空印造流通”。附录〈印送姓氏〉1叶，不仅可见“松云轩”店长卢崇玉列名其间，版心下方还加镂“松云轩造”4字，足堪证明此套书版正是该店目前传世唯一仅见者。 [2]

图03：1836年台郡“松云轩”重刊《心经注解》的首叶旧影与最末叶新印本（杨永智提供并印刷）

2014年，部分雕版（274片）辗转进入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永华文化中心典藏库保存。 [3]2016年7月，通过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审议，将部分雕版（286片）登录作“台南市一般古物”。 [4]近年再转移至台南市官田区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委托保管。 [5]惜因未能及时连络安排，临时无法得见此批书版。

其二是座落于台中市“文英馆”二楼的“台湾传统版印特藏室”，1997年12月6日隆重开幕启用，规画“糊纸版画”、“符箓纸钱”、“神禡签诗”、“文字游艺”4个专区，重点在于勾勒台湾传统版印发展的史纲，探讨民族图腾沿袭进化的过程。藉由罗列古版画、新拓本与旧版片，推出实物与模型的排比对照，更借重提纲挈领的说明文字与图片，诠释制作成流程中的秩序与节奏，企图演绎常民岁时传承、生命礼仪的必要对象，突显民俗工艺、审美观念的实践理念。除了供应学术研究的标本资源，也刺激参观群众在满足好奇心以外，建构更具深度、更加广阔的知识平台。举办特展活动甚伙，包括在1998年9月5日?11月15日，由“张益铭民俗艺术工作室”筹划“台湾民间信仰：金银纸艺术特展”，特别邀请竹南中港陈坤辉师傅莅临现场演示，将当地独特的制作手法在文化城重现绝艺。 [6]

图04：1976年启用至今的文英馆鸟瞰（杨永智拍摄）

图05：“台湾传统版印特藏室”折页简介的封面（杨永智提供）

图06、07：1997年“台湾传统版印特藏室”开幕时的展场（杨永智拍摄）

2016年12月21日，台中市政府文化局王志诚局长用印，公告一纸通知：特藏室将从2017年2月7日起停止开放参观，原因是二楼特藏室和三楼文物典藏库房，依照文化局与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签订的建物无偿使用借贷契约书的第3条规定办理，应该在2017年5月27日前归还大学。不啻宣布：“台湾传统版印特藏室”正式走入历史。未来，文化局将与中台科技大学合作，到台中市民俗公园内“民俗文物馆”设置版印研习教室，并策画相关展览。 [7]以致于晚来的韩国同道们缘悭一面，遗憾难掩。

图08：〈顶极天金〉“腹内纸”的〈财子寿〉木刻版画特写（台湾传统版印特藏室提供，杨永智拍摄）

“渊源于隋末的纸钱献祭仪式，在现代中国已经逐渐消失，却在东亚其它华人小区的日常生活里保留了下来，尤其在台湾，‘烧金’这项习俗仍大量沿用至今，各种类别的纸钱也有较完整的保存。” [8] 早在1963年，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的侯锦郎（1937?2008）即有这般觉悟。于是毅然飞赴法国巴黎深造，善用自己在宝岛采集到200多种〈金纸〉与〈银纸〉，加上40多个印刷木刻板，论述台湾人焚烧纸钱及祭拜神鬼的习俗，诠释并且重塑岛内民俗信仰中对于冥界的想象图形，和其现实社会结构的关连性，1973年写成《中国宗教上的冥纸和库钱的观念》博士论文，成为此一命题提升到国际汉学论述的鸿篇鉅制。

当然，一时之间无法调阅“台湾传统版印特藏室”珍藏的大批金银纸钱的旧印本与印刷旧雕版，我仍然安排在7月6日中午11点，從竹南中港慈裕宫向右步行不过3分钟，参访全台硕果仅存，以手工制造的家庭式作坊：“陈协和金纸行”，由76岁陈坤辉老板率领6位男、女员集体演示。 [9]

图09：宜兰县罗东镇“共和发”出品〈顶极金〉（侯锦郎采集，杨永智拍摄）

图10：嘉义县朴子市“正利成”使用纸边木印（杨永智提供）

陈老板扪心自问，此一行当恰与妈祖香火很有关系，原物料及成品早年皆自对岸以海运不断输入，后来帆船屡遭强台断航，进货延误不及，只得自行模仿，依样供应，根据1911年《苗栗县志》登记的厂商也不过6家而已。 [10]二战末期，台湾总督府对于岛内传统风俗极尽打压之能事，禁烧纸钱也成为重点打压项目。陈老板追忆父祖辈的境遇：“从原物料下手，烧纸的民众不必惩处，只罚制造的商人。”当局规定，凡是有人举报，就可以直接扣押制造商29天（超过时间则要撰写正式报告上缴），经过三回举报，则逕送法院审判，因此当年所有纸浆原料都被严格管制。今天所使用的“粗紙”是從雲林縣古坑鄉進貨的機器竹紙（全島僅剩6家生產），紙漿必須是一到兩年內長成的嫩竹，纖維細緻不致於過老，讓金紙燒出白煙，而非黑煙。竹南国中的陈汉璋老师则认为传统用纸至少有：毛边纸、丰原纸、古竹纸、白皮纸与粗纸，其中精致薄细的毛边纸特别用来作“面仔纸”（每小只最上面的纸张，貌似人的外表衣装），其它都可制作“腹内纸”（除了前者以外所有纸的统称，面积比较大）。打造锡箔的技术传承福建福州，手艺传入宝岛，早年在万华，晚期在台南。 [11]

图11：日治时期发行的“台湾人竹纸制造场” 明信片，可见曝晒手抄竹纸的场面（杨永智提供）

非但是竹纸，就连生产的工具也由于严格控管而取得困难。陈老板娓娓道出往昔生产的辛酸歷程：“像我手上握的这一把至少有60年多历史、10台斤（按：即6公斤）重的木槌， [12]就是二战末期，躲到乡下的猪寮、农村杂物间“开纸”的家伙，为了降低噪音，能够安静敲打，上面还要安装一圈轮胎橡皮，避免遭人听闻，向日本当局密报。”以下尝试从他的现身说法，同时参酌陈汉璋老师的论文， [13]我整理出至少18道工序的制造流程，分享韩国及海外同道们一窥究竟：

图12：陈坤辉比画“开纸”必需的木槌及纸刀（杨永智拍摄）

（1）“开纸”，亦名“斩纸”、“裁纸”，由行话称“头手”的男师傅奋力高举木槌，面对巨大木钻板上堆高的大面积竹纸，敲击铁制纸刀 [14]的刀背，应声分离，这是在没有引入微电脑控制的“裁纸机”替代之前，将原纸裁切的作法。还有两条潜规则：一是师傅醉酒，不能操作；二是师傅都是右撇子，操作时右侧最好是靠墙，不要面对走道，避免刀片一旦打偏，向右飞出，误击伤人。

图13：裁纸机早已取代传统的开纸、斩纸手艺（杨永智拍摄）

图14：“陈协和金纸行”生产线鸟瞰（杨永智拍摄）

（2）“割箔仔”，也叫“撕箔仔”，一手按尺紧压住整疊锡箔，一手握持麻竹刀， [15]缓慢掀撕成需要的尺寸。从前的锡箔是由浙江宁波、福建泉州进口，后来引入马来西亚生产，经过中国加工后再登台。每50张作一疊，轻薄易破，价格昂贵，几乎是由老板或最资深的女工来操刀。至于其它同业普遍使用的铝箔，则是成卷进口，直接以机器切割并裱贴。（3）“擂箔仔”，或作“刮箔仔”，取玻璃纸覆盖在撕好的成迭锡箔上，运用铜板顺势推动，促成鬆动分开。

图15：取材、粗胚、成品的竹刀（陈坤辉制作，杨永智拍摄）

图16：等待干燥定型的“破布子皮”半成品（陈坤辉制作，杨永智拍摄）

图17：“破布子皮”成品（陈玉枝制作，杨永智拍摄）

（4）“煮糊仔”，亦名“搅糊仔”。早年是用对岸输入的海菜，取水熬煮而成，由于不添加防腐剂，隔夜就生水，发臭而且缺乏黏性。現在则改用太白粉（俗称“糊仔粉”），連同防腐剂，倾注95°C即将烧开的沸水中搅匀，冷却后使用，充当裱托锡箔的黏着液。（5）“褙箔仔”，也作“褙纸”，将整疊竹纸的粗糙面由下往上拨，细致面朝上，左手戴着橡胶制的手指套（俗称“手抓仔”），每拨一张纸，右手握持“破布子皮” [16] 就黏上一片锡箔，贴在竹纸正中央，资深女工双手娴熟，犹如行云流水。 [17]

图18：观摩“褙箔仔”的动作（杨永智拍摄）

（6）“曝纸”，俗名“披纸”，将裱托过锡箔的竹纸成堆摆放室外，曝晒风干两、三天，让浆糊完全牢固，避免纸张发霉与之后加工时锡箔脱落。如此即成〈银纸〉。又可细分〈大银〉与〈小银〉（北台湾名之，南台湾则改称〈九银〉），用来祭拜祖先及孤魂野鬼。

图19、20：韩禅学馆长与黄振先生欣赏艳阳下曝晒于道路旁的〈银纸〉纸花（杨永智拍摄）

（7）“鑢纸”，亦唤“磨纸”，是在〈银纸〉褙纸晾干完成之后，〈金纸〉顿纸之后的动作。将边缘粗糙的竹纸成疊横放在磨纸的工作台上，取两根约2寸见方的方形木条、两个长方形木框，以及数根铁条棒固定。先以约2尺长的铁板锯，左右来回将最粗糙的表层去除。然后用钉满约1寸长铁钉，约20公分长，12公分宽，2公分厚的木磨板，左右来回修磨。分别以铁钉打穿粗、细不同洞孔的铁皮，钉在木板上的磨板，上下修磨，最后再用海边拾得的浮石，作更细致的修磨，使四周光平。 [18]后来改用磨纸机代劳，如今陈老板直接就以裁纸机立马处理，连“鑢纸间”都省略不备了。

（8）“漆金油”，也叫“漆纸”，运用刷子 [19]从海棉盒里沾染“金油”，缓慢在锡箔上擦漆均匀，平整痕迹模拟金黄色。传统製造者名曰“金药” ， [20]置放在木造“金药槽”内，取“破布子皮”沾濡。如今，陈老板改用印度进口动物性“虫胶”，与工业酒精、二甲基黄（dimethyl yellow，工业油性染色剂，易挥发）混成的油性染剂替代。陈汉璋也说明：“较不具技术性，几乎是人人都能做的工作，但是熟练者的技术，可就令人惊叹。不但速度令人目不暇给，眼花撩乱，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快速的漆纸过程中，即使漏漆一张便会立即停手，找出而补漆。” [21]

图21：卷曲海棉，外裹细绒布，取铁夹固定，成为擦漆金油的刷子（翁娥制作，杨永智拍摄）

图22：“漆金油”利落的手势（杨永智拍摄）

（9）“二度曝纸”，就是“第二次披纸”，将已经转变金黄色锡箔的竹纸再度摆放室外，曝晒风干，如此即成〈金纸〉， [22]用来谢天、祀地、祈神。又细分作〈顶极天金〉（俗名〈天公金〉，面积最大者，祭祀玉皇大帝专用，陈老板已停产）、〈大百寿金〉（数量足100张，陈老板也停产）、〈寿金〉（不管纸张大小，只要“面仔纸”刷印〈财子寿〉者）、〈刈金〉（无图样文字，纯粹黄金面）、〈福金〉（祭拜土地公、清明祭祖焚化）。

（10）“抿面仔”，俗称“顿纸”，昔日将面积最大的〈顶极天金〉、〈大百寿金〉、〈寿金〉的“面仔纸”与“腹内纸”所需〈财子寿〉木刻版画，藉由沾染“红藥” [23]手工印刷的动作；目前，陈老板早已汰换成订制钢模，软化胶块灌模的塑料版画，透过平版印刷机的高速滚轴，大量刷出。（11）“三度曝纸”，就是“第三次披纸”，将打印过的金纸摆放室外，曝晒风干，俟红藥干燥，如此即成〈金纸〉封面。

图23：张燕斌先生独自操作平版印刷机（杨永智拍摄）

图24、25：平版印刷机操作时还必须手工送纸，让滚轴刷印出〈财子寿〉软橡胶版画（杨永智拍摄）

图26：进行第三次曝纸的〈寿金〉“面仔纸”局部（杨永智拍摄）

（12）“斩只仔”，传统上也是担任“头手”的男师傅运用木槌、刀片及木钻，将各类金纸、银纸半成品（四连张），成疊斩切出成品所需要的规格，如今已经都被裁纸机取代干活。（13）“算张”，计算足夠每一只金纸、银纸的张数。取一疊半成品，正面向上放置，由右向左略为翻折，左手手掌稍为压住翻折处，用右手拇指的指甲或是铜币，轻轻刮数纸张，每5张或10张一数，数足张数时便折出一小角。早年是在“掷栓仔” [24]之后翻平，现在则是到捆绑时才翻平。 [25]

（14）“斩草”，又名“切草”，视斩切好的金纸、银纸成品，从内到外绑缚的厚度需求，准备绑固使用的草料（俗称“咸草”，学名“蔺草”，亦作“席草”，盛产于苗栗县苑里镇，陈老板再向台中市大甲区供货商采买使用）。作法一，是以“开纸”動作切断。作法二，是利用中药店切削人参的传统刀具，斩成28公分、40公分、60公分长度。提前一日浸泡水中，软化使具韧性，阴干后方便翌日施作。

图27：“咸草”能够自然分解，是最佳的环保绳（杨永智拍摄）

（15）“绑只仔”，或叫“绑金”，可再细分“绑只仔”（手法简易，十张作一疊，在每疊封面上加放一张“面仔紙”，将咸草两头互相交叉，绑固成品的每一小只）与“捆只仔”（再将每一小只捆固成品，仔细打上活结，尽量均分每小只的厚度，要求高效率及技术性）。 [26]陳老板不免喟嘆，同业們早已改用橡皮筋替代。至于〈顶极天金〉、〈大百寿金〉则是折疊3次之后，拣取红色纸条圈黏即可。

图28：“绑只仔”的动作与成品（杨永智拍摄）

（16）“清面”：握持鬃刷，扫除绑扎妥贴的金银纸成品周边纸屑，方便图样或文字印章施打时精准清晰。（17）“打印”：在成品的兩個相對側邊蓋上專用印記，傳統是用手工雕刻木塊，磨損再鐫；近年陈老板改請同里“榮輝刻印社”，由70多歲的施晉榮師傅手鍥泡棉印版（厚度甚薄，必須黏貼在舊木塊以支撐）。操作前，先將紅藥水傾注紅藥槽內，使海綿吸收飽足，然後掌握木塊，逐一在纸邊盖上特有文字、商標及紋樣，俾利品類辨识和品牌認證。打印是二手师傅的工作，需要快速且正确，看似简单，事实上才是地道的细活。

图29：陈永宗先生演示“打印”动作及效果（杨永智拍摄）

（18）“入笼”，就是将成品打包、装箱，昔日中港各店家都是采取竹笼包裹，故得名。后来逐渐改用牛皮纸袋、纸箱替代，然而，现在囿于成本考虑，陈老板又自行订制转印朱色“台湾制造”4字的巨型透明塑料袋，更加防潮耐磨，装载登车后，送达全岛各大宫庙、店家或民宅。

图30：旧时竹笼递变至今以塑料袋替代（杨永智拍摄）

图31：我代表韩禅学馆长致赠劳务费以酬谢（陈妙芳拍摄）

2013年，台湾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在筹办“艺藏人间：宜兰民俗版画展”（展期自2013年12月5日起，至2014年5月6日止）的前夕，为求激活到场观众的兴味，规画展场中搭配制造短片推介，于是委托新北市板桥区“泽光映影有限公司”拍摄记录片，锁定对象即是“陈协和金纸行”团队。从耗费两个工作日录制的母片里，剪辑出两个单元：一部是〈手工金纸制作工序〉，片长3分8秒。在第10项“抿面仔”（顿纸）的工序中，不知道是何方高人指点？无故将“丝瓜瓤（即干燥的丝瓜络）”入镜，把〈财子寿〉木刻版平放，盖上竹纸，用来磨擦纸背？看过短片的张益铭先生也对我报怨：这是嫁接他之前演示的片段，与自出机杼的印刷创意，他未曾被告知或是征询同意，如此“盗片”来混淆视听，真是太遗憾。

另一部是〈平安〉，片长9分30秒。关于“抿面仔”动作的片段丝毫未见，不免启人遗窦。看到片尾，先是字慕浮现康熙字典体的白字：“至今，陈老板、妻子、女儿和年均八十岁的阿嬷们，仍以手工的方式，继续制作金银纸，延续金色中港的吉光片羽。”接着就由陈坤辉、林美玉、陈玉枝、叶黄娥、翁娥、陈叶月梅，次第出现，镜头刻意针对面容、眼眸与双手，作极近距离的特写，岁月迹痕残酷且真实，渲染之余观众很难不激动共鸣；然而，93岁高龄的陈叶月梅婆婆，来年便辞世，今年76岁的叶黄娥也退休归家；此番调研陈老板却向我直说：十分反感！录像期间，生产线几乎停歇，全体员工卯足心力，任劳任怨，未尝获得劳务费补贴酬谢；展览开幕时，仅礼貌邀请他参观，购买少量的产品转交博物馆布置展陈罢了。

两部短片面世之后，自2014年开始，我就带着烤贝档案到内地南征北讨，接连在我服务的天津大学研究院，加上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长清大学城校区）、天津美术学院、“北京汉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上海“金泽工艺社”、湖北襄阳“拾穗者工作群”、天津“王树村民间美术研究中心”等高校与民间机构，运用学术会议、教学讲座和特展演示，趁时放映，随缘推广。这些年播映下来，越来越有心得，原本视为“台湾之光”的正面教材，随着阅历与时俱进，益师良朋观后每多启发，不吝提醒；这回调研又获得幕后消息、负评不少，诚不虚此行！挚爱宝岛人情美俗不落人后，但我更爱追求事实真理，瞒天过海只能一时自欺，误会国中无人、傲慢域外可欺，毕竟难以圆谎，无所逃遁天地间。金银纸正是旧世代先民敬天法祖的“纸马”载体，历久弥坚，尤其传来美丽岛，遗存照样不坠，属于无法低估的有形文化财，古纸颜色，仍俟吾辈激扬奋发，辉耀来者！

告別陳老板和他的资深員工們，參訪團選择在附近，后厝“龙凤宫”妈祖庙旁的“阿標海產店”享用風味餐，之后就近拜访迎薰路上“福禄寿工房”的张益铭、张杨父子，欣赏精采古雕版、舊印本的收藏，还有手工印刷金紙版画的演示。韩国重要无形文化财刻字匠郑灿民师傅兴致特别高昂，品覽过中港“顺发”出品〈顶极天金〉“面仔纸”的〈财子寿〉木刻版（取材红豆杉镌版），索性亲手體驗朱刷，展現藝術家的活力。大约3点半，烏雲蔽天，全團搭車离开中港，返回台北市旅店，翌日中午即搭机返国。

图32：左起：郑灿民、沈成美、李承禧、韩禅学、杨永智、权赫松、洪善雄、金银香、赵守彦、韩智秀在竹南后厝“龙凤宫”前合影（姜仁国拍摄）

图33：郑灿民师傅非常开心与“福禄寿工房”的收藏品合影（杨永智拍摄）

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数字阅读日益普及下，许多爱书人士依旧眷恋指尖翻过书页的美好，从题字、设计、装帧、纸质及书本呈现样貌，所彰显出书籍主人的品味，都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阅读氛围。这一次爱阅读者众所期待的古籍书拍卖会即将于‘大行拍卖行’登场。……本次拍卖主题定义为‘台湾关系’，涵盖所有与台湾相关的议题、人文、风土、景观等作品，分别从晚清年代、跨越日治时期、再到国府迁台后，为爱书人士划分了三大藏书阶段，并细细归类出中式古籍、文献、期刊、限定本、特别装帧、作品集、武侠、漫画、手稿、现代繁体、现代文学等11大类别，总拍卖件数高达243件，实为业界创举。” [1]2017年8月4日与5日，我安排在艳阳高照的午后，兴奋奔赴位于宝岛台北市忠孝东路二段26号的首展现场，抢先拜览希觏珍罕的图籍纸本，也获得拍卖行客服部王薇婷专员不吝分享策画过程，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侯淳耀硕士生全程协助调度，台湾大学经济系高材生陈冠蓓女史拨冗翻译日语文献。于今，乃不忝固陋，草撰心得数篇，或能提供宇内同好们鉴古知今、浮想联翩的研究材料。

图01：台湾糊制“灯座”必备〈天官赐福〉木版画，纵22厘米、横18厘米（杨永智拍摄）

图02：台湾关系古籍拍卖会首展现场（杨永智拍摄） 

立花寿，日本福岛人，生卒年不可考。他在1914??1924年之间，担任过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庶务课书记。1936年12月，接受座落于日本东京市淀桥区的“白と黑（白与黑）社”的主编料治朝鸣 [2]邀稿，辑成《版艺术》第57号专题：《台湾土俗玩具集》。1941年8月，他以“台湾妇人慈善会”理事身分参加一场“趣味的台湾座谈会”，语重心长地感慨：“台湾没有乡土玩具，实在令人寂寞。日本到处都有代表乡土的玩具，尤其日本可以说是完具的宝库。……玩具也可以说是地方的传说、历史的代表物，不仅是对玩具有特别兴趣的人，即使偶然经过的观光客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3]

图03：料治朝鸣木刻藏书票（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虽然，《版艺术》第57号推介22种宝岛童玩，可惜却独缺布偶，尤其是“布老虎”这一项在中国北方极具代表性的品类。其实，料治朝鸣早在1934年2月，就以机印限印500部，推出绘本月刊《版艺术》第23号，取名：《万国民艺土俗玩具号》，收录包含中国〈线提木偶〉（料治朝鸣镌版）、〈天津布老虎〉（中田一男锲木），以及台湾离岛“红头屿”（今名“兰屿”）原住民达悟族人手捏〈土人扛猪泥塑〉（加藤从吉雕刻，取材自武井武雄 [4] 的收藏）等作品。

图04：武井武雄木刻票（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图05：《版艺术》第23号刊登料治朝鸣雕刻线提木偶（杨永智拍摄）

图06：《版艺术》第23号刊登中田一男雕刻天津布老虎（杨永智拍摄） 

到了1936年元月，料治朝鸣持续策画第45号专辑，印量减为400部，题曰：《南中国乡土玩具集》，也称《中华民国版画集》，收录来自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的7位中国木版画家作品，纳编蓝采和、牛郎、泥人、泥牛、布狗等，锁定江南一带民间风行的童玩为主角。

图07：料治朝鸣编《版艺术》第45号封面（翻摄自博宝拍卖网）

图08：《版艺术：南中国乡土玩具集》刊登李桦雕刻布狗与泥人（翻摄自网络）

隔月1日，料治朝鸣随即发行限定400部，第46号的《北中国乡土玩具集》，亦名《刘仑版画集》， [5]这是特别替中国东北民间童玩量身打造的专辑，搜罗纸面具、平津出品的〈泥猪〉、竹纸制作的〈啄食鸡〉、泥塑〈小孩抱虫〉鸣器、河南生产蜡头纸衣女偶、盛行中国北方与满州的两种〈不倒翁〉（俗名〈扳不倒〉 [6]）、啄食鸡、布老虎、羊皮鼓、竹节蛇、木造〈打杠架〉、纸蛇、竹土合成的金鱼、线提傀儡〈二花面〉、丝线控制的〈双狮子滚绣球〉、木马、泥塑狮子、两款鸣子（也叫拨浪鼓）、泥蛙、河南出品泥猴与泥虎，加上承载人偶的泥马等玩意儿，还包括一件例外：中国南方苏州的泥塑〈打钟儿〉。

图09：《版艺术：刘仑版画集》第46号封面（杨永智拍摄）

图10：《版艺术：北中国乡土玩具集》刊登刘仑雕刻两只布老虎（杨永智拍摄）

本文试图就从“布老虎”这一项童玩作观照，中国民艺学者杨先让前辈认为：“布老虎的实用价值是为幼童制作的枕头或是玩意，伴随着新生命健康成长，它只不是一件具有审美意义的对象，更是由古以来华夏民族对虎文化的传承延续。虎是镇宅、驱邪、禳灾，以及生育的保护神，是中华大地上的吉祥物。……布老虎的形式多到无法统计的地步，再加上民间的意念造型，作者可以任意将虎与自己所希冀的观念物象结合，那就更千奇百怪了，尤其在陜、甘、晋三省。” [7]

1999年3月间，我偕爱人飞赴日本东京一周，趁便拜访位在神保町古书肆：“吾八书房”的今村乔社长， [8]承蒙厚爱，获赠令尊翁、知名编辑家今村秀太郎（1907?1994），早在1937年10月发行美术性趣味杂志《これくしょん（收集）》第7号，这是限印500册的非卖品，就在封面上黏贴着一帧黄皮布老虎木版画，开门见山地宣告：将作为来年元旦使用的贺年卡。

图11：1938年，今村秀太郎使用黄皮布老虎的木版画贺年卡（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图12：1941年，永尾龙造《支那民俗志》第6卷刊登端午节之前地摊贩卖布老虎的照片

图13：2014年，河北省玉田县农村妇女缝制的布老虎（臧术权采集持赠与我，杨永智拍摄）

2009年11月27日起到12月20日之间，我率领台湾中部高校学生与自家女儿一起参与，由中华文化联谊会、财团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守望精神家园：第一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重头戏：“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协同承办的单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至于（台湾）行政院文建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国父纪念馆则作为合作场地，先后在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台中市的创意文化园区（原台中酒厂）盛大举办演示两周。

图14：“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 团员手册封面（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图15：泉州的线提木偶（纪党皓拍摄）

沈春池文教基金会聘请登台，宣扬手艺的师傅阵容非常壮盛，囊括：江苏省“双契轩竹刻艺术馆”乔锦洪研究员，山东省“泰山皮影艺术研究院”范正安院长，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陆文彬社长、张海兰科长、吕宝贵雕版教员，河北省“武强年画馆”副馆长马习钦、徐卫格夫妇，陜西省楮皮纸传承人张逢学、张建昌父子，福建省“泉州市木偶剧团”沈苏革、傅端凤两位演员，安徽省歙县“老胡开文墨厂”周美洪厂长，内蒙古包头市刘静兰女士等多位，一齐驻场，现身说法。

图16：台中市创意文化园区展场（沈春池文教基金会提供）

图17：刘静兰师傅剪纸老虎，台湾比较潮湿，只用两张完成后就变成相对的窗花（万育新拍摄）

图18：吕宝贵师傅演示刻字（曾佩斐拍摄）

图19：马习钦师傅演示套版印刷（王誉静拍摄）

图20：范正安师傅演示泰山皮影（蔡佳玲拍摄）

尤其夺人眼球者就是远自山西省长治市“锦绣坊”，由张建旺厂长偕同高艳青技术总监，热情携来一大群“黎侯虎”家族成员，惊艳全场，成为最受欢迎的童玩明星。何谓“黎侯虎”？原来“牠”是流传自古“黎侯国”（今山西黎城），原为商周时期当地的图腾，从西关村出土的西周古墓观察，虎形器是老百姓用以祭祀、战争及日常生活的重要对象，后世逐渐被演绎成民间瑞兽，样态呈多样性，从材质和制作上只少可区分玉石、草编、剪纸、根雕、刺绣等类。其中布老虎的制作源起于黎城县赵家山村谷驼一带，后来发展到黄崖洞、东阳关、停河铺等处，有着粗犷质朴、造型简略的乡土玩具特色。

图21：山西长治“锦绣坊”展陈“黎侯虎”大家族（陈盈萱拍摄）

当地出生的婴儿必需经历一项“望满月”的风俗，先让姥姥拿着布老虎，放在刚满月的婴儿怀里，象征要像老虎般地健壮；接着，妈妈再把布老虎移到婴儿的身边，虎头朝向身子，代表这只布老虎可以贴身护佑，驱邪赶恶，健康成人。所以，“黎侯虎”非但是中国北方民间布老虎的代表之一，也被评定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98年1月5日，山西省长治市举行生肖邮票首发式，全套2枚，由王虎鸣、马刚设计，姜伟杰、李庆发雕刻，画心虎眼作桃形，取黑、白、红三色搭配的“黎侯虎”，原型作者高秋英是山西省黎城县七里店村人，打从20岁起开始跟着母亲学习缝制布老虎，今年73岁的她已是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图22：1998年“黎侯虎”被评选为生肖邮票主角（杨永智提供）

恰逢“黎侯虎”渡海来台，第二站移师台中市创意文化园区展演期间，我鼓动自己在东海大学授课的学生们，抓紧课后余暇，务必亲身走一遭，打开眼界的同时，要求每人撰写一篇参访心得。兹例举冯彦淇同学的感触：“这些都是我们的‘根本’，也是培育我们人格特质的菁华。”曾佩斐同学的领悟：“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其实就是‘草根’精神。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艺术传承的代表人进行看似枯燥乏味且一成不变的重复动作，他们穷其一生谨守自身文化的传承使命，强烈的责任心与对非物质文化的热忱，支撑着他们坚持下去的毅力。大多数人不在乎他们投入多少心血在这条漫长的艺术守护之路，在意的只是台面上的完成作品。我想在创作的过程中这些传承人最大的喜悦无非是遇见一个懂得他们的知音吧！虽然我只是一个艺术的门外汉，但是传承人那份努力不懈的精神却征服了我的心。”

叶依柔同学则体会到：“曾几何时，传统技艺与古人紧密连结；科技的进步，却让它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以及记忆中，代代相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只是技术，还有精神！”蔡佳玲同学还共鸣：“从聊天的对话中，他们的笑声和对自身所拥护的技艺感到十分骄傲，随着时代潮流不停地转变，他们仍投入在自己热爱的事物，这份热忱与赤子之心是我所景仰，却也难在现代化快速步调的社会中寻获的感动。除了学习这些文化的价值，我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和传承人的接触，并得到书本给不了的知识：不论学什么、兴趣什么，重点就是：恒心！”

万育欣同学仍惦记：“张建旺厂长在布老虎身上为我亲笔题签：七彩虎，守门户，化灾难，造幸福。”张厂长也赠送一只小黑驴给我的小女儿惠淳，并且就在红色肚皮上潇洒挥毫：“山西小毛驴是勤劳、刚毅、顽强的象征，是农耕文明纪念品。‘锦绣坊’98.12。”

图23、24：张建旺厂长在山西小毛驴肚腹上亲笔题字（杨惠淳提供，杨永智拍摄）

图25：雄壮英挺的巨型“黎侯虎”（陈盈萱拍摄）

图26：2009年12月18日，张建旺厂长（右）与我在展场合影（高艳青拍摄）

2011年11月7日， “硕果如花：十年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2001?2011）”选在天津大学研究院二楼“北洋美术馆”隆重揭幕，以图片、文献、实物、视频等多种方式直观展示普查的经验与收获。展览区分：“全纪录”、“紧急抢救事件”、“传承人口述”三大部分，企图通过大量实物和各种资料，让参观者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精髓。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院长兴奋地宣布：木板年画是一种题材广博，手法斑斓，地域风格多彩多姿的艺术，并且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底蕴。它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而且是世界文化灿烂的瑰宝，传承和发扬这项民间艺术，未来任重而道远。随后，由中国民协副主席潘鲁生教授代表海内外专家们发布：〈中国木版年画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言〉。同时，国家社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再研究”正式启动。

就在“北洋美术馆”外面，室内挑高楼层间的平台上，山西“锦绣坊”张建旺厂长特别摆放了三只造形夸张、体态豪放的特大“黎侯虎”，精选代表喜庆、吉祥的红、黄二色与民间花布，把虎驱的两大块布料和身上花纹裁剪妥贴后，将布料缝得密实劳靠，绝不敷衍。然后填充木屑，使劲捣实地塞进身体里。同时，虎耳与眉目也得各自备料绣好，虎纹拟态自生动旋风，还有三、六、九分别，取其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含意。末了，将绣好的鼻耳眼眉与剪好的花纹逐一粘贴加固，组装到位。从灵巧可爱的乡土童玩，飞跃变身，化作卖萌迎宾的文创典范。天马行空的奔驰想象，竟然可以身体力行与地气接轨，伏虎如此，降龙何难！

图27、28：“硕果如花：中国木版年画十年普查成果展”场外三只巨型“黎侯虎”的排场（杨永智拍摄）

图29：中间为“吉祥虎”，“威风虎”伴随两侧（杨永智拍摄）

同样出身自山西“黎侯虎”的大家族，矗立在当中，笑口常开，喜气迎人的是“吉祥虎”，张建旺厂长特别在虎脸上加绣一个凤凰头，暗指“有凤来仪”，欢迎有朋自远方来；左、右两只则是炯炯有神、神威凛凛的“威风虎”，俱是体态丰盈，英气迫人。三只大老虎的身躯都采用七彩锦缎细密缝合，象征传统布艺的尊贵、经典及气派。如此不仅能够护持非遗命脉、也祝祷海内外来访贵宾们平安吉利。

图30：2013年12月22日，我为来自台湾花莲的文创访问团作展场导览（耿涵拍摄）

“时值乙未金秋，迎来中国第一所大学：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一百二十周年和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建院十周年，为此举办纪念活动。内容丰盈，形式别致，且邀集各界精英，群贤毕至，相聚庆贺。”这是2015年8月以冯院长署名发出的请柬。10月3日，为配合研究院盛大举办“十年磨一剑”建院十年纪念会暨成果展等一系列人文活动的启动。“锦绣坊”张建旺厂长锦上添花、共襄胜举，荣誉出品两只“黎侯虎”新品种：一只安置在大门内绿茵上，红身白耳的“迎宾虎”非但艳光四射，眼尖的来宾还能发现尾巴上加缝了一只小老虎（让虎尾末梢不易变形）。另一只白毛绿耳的“贵宾签名虎”，则温柔敦实地坐镇在一楼入口里，光从背面喜感的丰臀，竟掩不住一股憨厚讨喜的气质。

图31、32：从研究院大门内观，“迎宾虎”非常亮丽抢眼（杨永智拍摄）

图33、34：“迎宾虎”让冯骥才院长与来宾合影时笑逐颜开（杨永智拍摄）

图35：安置在研究院一楼入口的“贵宾签名虎”（杨永智拍摄）

图36：我接着冯院长之后，成为“贵宾签名虎”第二位题名者（王坤拍摄）

图37：“黎侯虎”与时茁壮，张建旺厂长（左）同我芳华正茂（蒲娇拍摄）

10月4日上午9时至傍晚6时，为配合研究院院庆，安排在“北洋图书馆”隆重举行“年画与年文化”第二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广邀俄罗斯、法国、捷克、加拿大、日本各国学者专家与会宣读论文，国内代表群则由中央美术学院杨先让教授领头发言。特别脱稿忆当年：1997年2月1日，他飞到美国第四大城休斯敦，假国际画廊进行一场关于中国民间年画的讲座，侨居美国多年的陈权先生聆听之后，专程携来民国初年由北京画店出品〈尉迟恭〉门神一幅持赠，盛情难却，即便遗存落单，礼失求诸野，弥足珍贵！圆睛美髯的将军面目至今仍深烙在我心田，犹如“黎侯虎”般生气淋漓，跃腾津沽正能量！

图38：北京画店出品〈尉迟恭〉武门神面目（杨先让提供，杨永智拍摄）

郭晔旻

造纸术的西传

所谓“纸”，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是，“纸，絮（即纤维）也，一曰苫也”。这是个形声字，构成纸的植物纤维从肉眼看确像白细的丝絮，故而从“糸”。早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的肩水金关汉代遗址就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的麻纸。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中国人就已发明了造纸。不过，彼时的麻纸还较粗糙，不便书写，且当时造纸原料麻主要用于缝制衣服，以麻为主要原料，造纸业自然难有大的发展。但曙光已现，迫切的社会需求又在催促着技术的改进。有道是时势造英雄，东汉出现了一位中国和世界科技史上的伟人、造纸术的革新家——蔡伦。

蔡伦

蔡伦是一个东汉宦官，去世于公元121年，生年不详，其生平事迹见于《后汉书·宦者列传》，他总结了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利用东汉皇室工场的物质条件和能工巧匠，采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渔网等用做原料（其中，用树皮做原料，就是现代木浆纸的先河），变废为宝，又改造了造纸工艺，造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好纸。至于。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纸献给朝廷。这件事受到汉和帝刘肇的称赞和嘉奖，并且通令全国推广，还让史官记录在册。后来，人们就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汉代以后，虽然造纸工艺不断成熟完善，但上述四道程序基本未变。

中国纸大约在3世纪从敦煌开始西传。新疆正是通往中亚、西亚的必经之地，中国纸由骆驼商队经甘肃、新疆向西贩运，西域商客也在当地停留从事贸易。早期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与斯坦因在新疆楼兰地区曾发现3世纪中国麻纸残片。经研究，这些信由客居凉州（今甘肃武威）的商人南奈·万达（Nanai Vandak）在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年）写给其居住在撒马尔罕的友人的。近年来中国考察团在发掘工作中发现了写有汉文、藏文、梵文及古代龟兹文的8世纪写本。其中1972年在吐鲁番发现的文书中，有一份被定为公元620年之物，上面有造纸人“纸师隗显奴”和高昌行政官员的姓名。另一残片上写有派遣囚徒到造纸场做工的行文。这说明在中原人民广泛造纸以后，不久纸张就传到西域各地，并且被当地人所利用。

汉代麻纸

到了公元751年七月，唐朝安西节度使的军队与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的边防军在中亚怛罗斯城发生了一次孤立的冲突。这场战役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被阿拉伯人俘获的唐朝战俘中有造纸工匠。这些工匠被带回到阿拉伯在中亚的军事驻地撒马尔罕后，造纸技术开始在伊斯兰世界生根。11世纪阿拉伯作家萨阿立比（Al-Tha ' alibi，960-1038年）在所著《珍闻谐趣之书》中就写道：“造纸术从中国传到撒马尔罕，是由于被俘的中国士兵。获此中国俘虏的人是齐牙德·伊本·噶利将军。俘虏中间有些以造纸为业的人，由是设厂造纸，驰名远近。造纸业发达后，纸遂为撒马尔罕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出口品。造纸既盛，抄写方便，不仅利济一方，实为全世界人类造福”。

怛罗斯战役

纸的手下败将

的确如此，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帝国后，在撒马尔罕兴建了第一批造纸工场，由中国工匠传授技术，而且设备也是中国式的。撒马尔罕丰富的大麻和亚麻植物加上灌溉渠中的水，为造纸提供了自然资源，纸的产量逐步上升，不仅满足了当地需要，而且在与外地贸易中，纸张成为撒马尔罕的重要商品。如同在中国内地造纸的习惯一样，造纸工匠们以地方命名，把当地生产出来的纸叫做“撒马尔罕纸”。不久，在阿拉伯帝国各属地都熟知这种纸了。所以，当时的阿拉伯人说，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纸。沿着“丝绸之路”，造纸业继续从撒马尔罕传到巴格达，当时的阿拉伯帝国首都以及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公元793年，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巴格达建立一家造纸工场，聘请中国工匠造纸。公元795年又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开办了一家造纸工场。由于当地接近地中海海岸，交通方便。欧洲各国在自己没有建立造纸厂之前，纷纷向大马士革购买纸张。从此，大马士革纸在欧洲大陆风行的时间长达几百年之久。有趣的是，在叙利亚境内还有一个地方叫班毕城，后来也生产纸张。本来该地出产的纸可以叫做班毕纸。由于“班毕（Bambycina）”的发音跟欧洲称呼棉花的发音（Bombycina）相近，出现了讹传——在很长的时间里，欧洲长期认为阿拉伯纸都是棉纸，这当然是一个有趣的误会。

撒马尔罕造纸作坊

造纸术传入的意义对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事业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不过分的。在纸张传入之前，中东地区的人们曾经广泛使用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所谓“羊皮纸”（parchment）是一种统称，指使用动物皮革制成的纸张，以绵羊皮为主，也包括山羊皮、小牛皮等，质量最好的羊皮纸是用犊皮制成的，称为犊皮纸（vellum）。地中海地区在古代一直有使用动物皮作为书写材料的传统，但是成熟的羊皮纸制造工艺在公元2世纪中期后才出现。但羊皮纸的价格高昂，加上写一部书需几百张羊皮，一般人是负担不起的。换句话说，在造纸术尚未传入的地区，即使有博通诸学、作业勤奋的译员、作家，也无力支付昂贵的纸张以著书立说。至于古代埃及曾经使用长达3000年的莎草纸，虽然它的绝对成本要远远低于羊皮纸，在埃及的普及性也远远高于羊皮纸，但是由于产地基本只有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所以各地根据与埃及的贸易距离，要承担不等的高昂运输费用，以致莎草纸的成本实际上比羊皮纸还要昂贵。相比之下，纸美观、实用、轻便，因此迅速取代了先前用于书写的“羊皮纸”。

羊皮纸《圣经》

纸莎草

相比之下，纸张显然更加廉价，其原料不需要依靠畜牧业副产品，而是依靠废旧布料，这种材料随处可见并且供应充足。结果，纸。很快，纸张凭借它优越的书写特性、低廉的成本和稳定的供给，将羊皮纸和莎草纸完全排挤出了市场。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指出：“纸张被用于政府公文和外交文本。后来，人们也将纸张用于对公文书和学术著作，而造纸的技术也达到了精湛的水平”。

百年译经运动

值得玩味的是，造纸术在公元8世纪的传入和巴格达的学术繁荣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此之前，“阿拉伯人是以剑和舌，而不是以笔为荣的。”在此之后，则变成了“他们把一切工作归纳为剑和笔两个方面”。造纸业的发展及社会生活中廉价纸张的应用，令抄书成本大大下降，私人藏书成为可能，大学也有了更加廉价的教学载体。这一切都为阿拉伯帝国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公元9世纪时，巴格达以有百余家书商而自豪。在不久之前还是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虽然只有很少的一点科学、哲学和文学基础，但是他们从沙漠里带来了敏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从沙漠来的征服者……证明自己是何等好学的学生”。

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前几任哈里发崇尚学问，把巴格达变成了国际学问中心。曼苏尔设立专门的机构掌管医学和星象学，并积极鼓励通过丝绸之路引进异国先进文化知识。而第七任哈里发麦蒙（813年-833年在位）本人就是一位学者，对数学和天文学深感兴趣。他在巴格达建立了一所综合性的学术机构——智慧馆（由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三部分组成），并曾给出与书稿等重的黄金作为报酬的天价。在这里，“世界各地的科学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它们获得修饰而深入人心，其文字的优美在人们的血管里川流不息”。

收藏书籍的智慧馆

在阿拉伯人势力控制的范围内，各地区先后掀起了亘古未有的翻译、考证、勘误、誊录、诊释、增补古典遗产的运动。在这场长达百年的“翻译运动”中，古希腊重要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托勒密的《天文集》等；印度的数字（今天被称为“阿拉伯数字”）、波斯（今伊朗）的历史巨著《列王记》从丝绸之路的两端汇集到了巴格达，随后在智慧馆里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在建筑巴格达城后，仅仅75年工夫，阿拉伯学术界就已掌握了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的绝大部、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

《列王记》

在当时的欧洲人几乎完全不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和科学之际，这些著作的阿拉伯语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可以说，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是穆斯林世界的星光照亮了地中海世界的科技天空：“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学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都没留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尼克松曾这样总结。

如果说阿拉伯帝国利用翻译、著述等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形成的丰富藏书为人类竖就了一座历史的文化丰碑，那么，以唐代的造纸技术生产出来的阿拉伯纸，正是竖就这座丰碑不可替换的坯石。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 “丝绸之路”而言，阿拉伯人使用印度发明的数学字母在以中国技术制造的纸张编成的书本上继续发展由古希腊人开始的“精确的自然研究”这一事实，已经比任何言辞都更雄辩地证明，这条贯通欧亚的古老商路同样也是联系古代人类智慧的重要纽带。

掌中弄巧舞童真：由立花寿编纂《版艺术》浮想（布袋戏篇）

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数字阅读日益普及下，许多爱书人士依旧眷恋指尖翻过书页的美好，从题字、设计、装帧、纸质及书本呈现样貌，所彰显出书籍主人的品味，都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阅读氛围。这一次爱阅读者众所期待的古籍书拍卖会即将于‘大行拍卖行’登场。……本次拍卖主题定义为‘台湾关系’，涵盖所有与台湾相关的议题、人文、风土、景观等作品，分别从晚清年代、跨越日治时期、再到国府迁台后，为爱书人士划分了三大藏书阶段，并细细归类出中式古籍、文献、期刊、限定本、特别装帧、作品集、武侠、漫画、手稿、现代繁体、现代文学等11大类别，总拍卖件数高达243件，实为业界创举。” [1]2017年8月4日與5日，我安排在艳阳高照的午后，兴奋奔赴位于宝岛台北市忠孝东路二段26号的首展現場，抢先拜览希觏珍罕的图籍紙本，也获得拍卖行客服部王薇婷专员不吝分享策画過程，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侯淳耀硕士生全程协助调度，台湾大学经济系高材生陈冠蓓女史拨冗翻译日语文献。于今，乃不忝固陋，草撰心得数篇，或能提供宇内同好们鉴古知今、浮想联翩的研究材料。

图01：台湾“大行拍卖行”举办古籍拍卖会宣传海报（王薇婷、廖薇真设计）

图02：“台湾关系古籍拍卖会”首展现场（杨永智拍摄）

立花寿，日本福岛人，生卒年不可考。他在日本大正3年（1914）至大正13年（1924）之间，担任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庶务课书记。并与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政治学教授中井淳（1938?1943）等15位同好筹组“台北人形木偶会”，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一就在立花家中举行例会。他推崇：“人形木偶是乡土玩具的宠儿，非常精美。如果不懂得人形木偶就没有资格谈什么趣味。” [2]

图03：台北市“百城堂书店”书橱里，展售日本东北特产：圆头圆身的人形木偶（杨永智拍摄）

图04：以立花寿作为票主的〈小公鸡〉藏书票，纸幅纵8厘米，横7.6厘米，版面纵6厘米，横6.2厘米，选取朱、墨双色套印完成（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1936年12月，立花寿答应日本东京“白与黒社”主编料治熊太 [3]的约稿，提供当时风行宝岛的乡土玩具，新旧并陈，例如（1）来自台湾东岸离岛“红头屿（今名兰屿）”达悟族人手捏素烧的人偶、小猪，之后也吸引宫川次郎、立石铁臣等日人瞩目，作为研究著述或图谱写生的对象。（2）由台湾中部阿里山民手削竹编的“角力”，被立花寿推崇为珍稀的童玩。（3）活用岛上盛产的槟榔种子，充作武打人偶的脖子和身躯，外皮变成头发和腰蓑，手臂则用台湾红豆串起，树立在水牛角的底座上，正是就地取材的典范。（4）因袭中原汉人传入者，见诸布袋戏、傀儡戏、皮影戏戏偶与南方地区极为常见的竹节蛇。（5）在台北市北投温泉区烧制的土铃和土笛则是新近开发。（6）“退身（“替身”之误写）”、山鬼与小鬼面具等纸扎，深蕴宗教意涵，实在不能混淆为嬉游道具，我将另作专文探讨。

再经由料治朝鸣进行艺术加工，缩样刻绘成22幅木刻版画，包括封面的〈狮头〉纸扎与封底的〈捏面人〉 [4]，辑成《版艺术》第57号，颜曰：《台湾土俗玩具集》。并作〈后记〉：“本辑由台北市的立花寿编辑，我虽然有幸收到精致的原稿，可惜碍于我的技术拙劣，无法传达出本心。但是总而言之，能将欲介绍的玩具集结成一册，是热心研究台湾玩具的立花氏的一大功绩。”

图05：日本木刻版画家料治朝鸣肖像（翻摄自网站）

1941年8月，立花寿担任“台湾妇人慈善会” [5]理事。同时，1887年出生在日本福岛县的民间业余收藏家宫川次郎 [6]打著“台湾实业界社”的名义，选訂在8月间举辦一场“趣味的台湾座谈会”，邀请彼时岛内相关“台湾趣味界”的权威人士，共计10位与会，宫川在开场时如此介绍同乡立花寿：“玩具研究家，是台湾最有名的搜集家，成天埋首于玩具中。” [7]

图06：1941年8月，立花寿参加“趣味的台湾座谈会”（右起第三位）（翻摄自《台湾实业界》）

图07：立花寿编《版艺术：台湾土俗玩具集》封面（杨永智拍摄）

本文尝试就立花寿编《台湾土俗玩具集》刊登的布袋戏戏偶、偶头及“土黏香”玩具虎作为观照重点，旁及经眼所及相关图像以佐证。布袋戏，亦名小笼、掌中戏、指头木偶戏、指头傀儡、尫仔仙戏。尫仔仙即是戏偶的俗称，头部、手掌、靴鞋皆取木雕成，身躯与四肢则另以粗布缝合，外观方正，貌似布袋；早年演外台，戏台前垂布围，造形也近似；演出时，戏偶悬挂在戏台下方竹杠上，下置一个用布缝制的大袋子里；演出后，所有戏偶都收贮于布袋，俾利运输赶场。道光9年（1829）纂修《晋江县志》第72卷〈风俗志‧歌谣〉记录：“木头戏，俗名‘傀儡’。近复有掌中弄巧，俗名‘布袋戏’。演唱一场，各成音节。”自此，在道光、咸丰两朝以降，从福建泉、漳，和粤东潮州的艺师们接连渡海登“台”献艺，十指演文武，古今绕指柔，将此一民间小戏传入美丽之岛，开枝散叶，发扬光大。其中虏获人心的关键，除开锦衣锈裳，就在于巧雕细镂的戏台与生动水灵的偶头。

“四面晴光对屏嶂，三春佳气入楼台”。这付对子出自目前在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珍藏，一座来自台湾屏东、清季精刻的六角棚布袋戏戏台，俗称“彩楼”，高132厘米、横127.3厘米。1987年创办“台原出版社”的林勃仲医师，提早到馆参观：“看到那尊清乾隆年间的戏神田都元帅 [8]以及古色古香的‘六角棚’戏台，还有那些皮影、傀儡、木雕、银器、刺绣与先住民族的工艺品，让我产生极大的感动，忍不住当场流下眼泪。” [9]2011年10月15日上午，我偕爱人亦何其有幸，福缘骈臻，也瞻仰到这座久负盛名的古彩楼，棚台、彩牌、樑柱、窗櫺、藻井，雕工巨细糜遗，手法繁复华丽。

图08：闽南遗存“勅封田都元帅”，印版纵14.4厘米，横8.8厘米（荷兰罗斌提供，杨永智印刷）

图09：台湾鹿港玉渠宫颁行田都元帅神符，印版纵24.8厘米，横15厘米（李奕兴画稿，杨永智印刷）

图10：日本天理参考馆典藏台湾屏东六角棚彩楼（杨永智拍摄）

图11：日治时期发行台湾四角棚彩楼及戏偶的邮卡（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风行宝岛的布袋戏偶头大多数从福建泉州传入，亦名“唐山头”，以市内涂门街的“涂门头”与环山乡花园头村的“花园头”最具代表性。木刻偶头，俗喚“尫仔頭”，必需经过选木（银杏或香梓，台湾选用樟木）→定胚→雕刻→磨光→糊棉纸→打土底→粉底→开眉→打花面→装发黏须等程序，始能完成。大约在1920年前后，泉州籍台商陈普仁选在艋舺将军庙附近（今万华区环河南路）开业，专办泉、台贸易交流，以古书、宣纸为大宗，兼营布袋戏戏台与戏偶的交易。 [10]

图12：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雕塑馆”典藏福建省出品布袋戏偶头（杨永智拍摄）

1934年3月问世的《版艺术》第24号，题名《续万国民艺土俗玩具号》，收录两颗台湾布袋戏偶头，由日人网千利根操刀。1936年12月出版的《版艺术》第57号，主打《台湾土俗玩具集》，也罗致偶头三个，皆是料治朝鸣锲版。影响所及，岛内其它有识之士，也关注此一品类，例如1941年8月，台北市大正町“文艺台湾社”发行同人杂志《文艺台湾》第2卷第5号，刊登日人有富宇一拍摄的“布袋戏の舞台面”与“布袋戏の人形”黑白照片。1942年1月，台北市八甲町“盛文社”印刷《民俗台湾》（侧重推介宝岛风土民情的日文月刊）第2卷第1号，由画家立石铁臣创作〈马面〉偶头木版画当封面，又在第21页撰文，还将整尊戏偶的钢笔画作刊头。1943年3月，台北市建成町“台湾社”付梓《台湾》月刊（专门以日本短歌与文艺作品为导向的杂志），也在扉页上黏贴一幅由日人梅田章（具备版画家及短歌诗人双重才华）创作的台湾布袋戏人偶木版画，时任台北第二师范学校（今日台北市“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前身）教员的新村益寿撰写说明：戏偶造形脱胎自南管派（即泉州调）的手路，借用了唐代文武兼备的颜真卿风采。 [11]

图13、14：《版艺术》第24号、第57号皆刊登台湾布袋戏偶头（杨永智拍摄）

图15、16：立石铁臣取材布袋戏〈马面〉戏偶，为《民俗台湾》设计封面与内页插圖（杨永智拍摄）

图17：《版艺术：台湾土俗玩具集》刊登料治朝鸣雕版的两尊布袋戏戏偶（杨永智拍摄）

图18：《台湾》刊登梅田章雕刻布袋戏戏偶（吴三连台湾史料中心提供）

图19：金润作《波茨坦科长》封面设计（翻摄自吴浊流先生纪念网站）

1945年9月4日，《民俗台湾》主编池田敏雄（1916?1981）在《战败后日记》写道：“信步走到万华……归途中，在祖师庙（位在台北市万华区，主祀清水祖师）看到战争期间禁演的布袋戏。” [12]1948年5月31日，台湾新竹新埔作家吴浊流（1900?1976）以日文发表短篇小说集《ポッタム（波茨坦）科长》，交付台北市新富町“明星印书馆”印刷，封面的布袋戏偶头特别委请台南市前辈画家金润作（1922?1983）设想：将右手食指伸进地方小吏的头颅内，大拇指与中指本来应该分别支撑起两侧衣袖，构图却刻意卸下戏服，裸“身”扮相。钻研台湾美术史的萧琼瑞教授给评：“正如吴浊流书中描写的，讽刺台湾人爱做官、巴结外来殖民政权的心态，确实入木三分；这种官是被人摆布，没有自我，布袋戏尪仔一个，台湾人不懂得自己做台湾的主人。” [13]我认为这是一幅战后初期，透过童玩旧画题赋予时代新命意，带有浓冽政治色彩的讽刺画。

“彰艺园”掌中剧团，早于1930年起就在台湾彰化县彰化市创立，1946年由陈木火团长成立“祥盛天”掌中剧团。长子陈峰烟赓继接手，1958年正式向当局登记地方剧团执照，逐步打响名气，成为中部三大团之一，全岛演出不断。1994年5月23日至27日，答应台中市东海大学中文系吴福助主任与我力邀，配合传统戏偶静态文物展首度进入中部高校展出的同时，选定风景优美的校园邮局附设信箱间前广场，搭棚起楼，公演三场外台戏：〈扮仙〉、〈三国演义之千里寻兄〉和〈西游记之火云洞〉，戏台头手由团长陈峰烟担纲，羿锡兄弟从旁协助，后场吹奏、拉琴、打锣及单皮鼓全套伺候，绝不含糊。掌中见世情，弹指笑凡尘，就在唱腔宏亮、身段利落，附会吆喝与锣鼓琴弦的多重激荡中，但见戏偶轻易施展翻空、换手、杂耍等武戏动作，勾引着附属小学（由陈正治老师领导）学生们的眼球，鼓掌叫好，欲罢不能！ [14]

图20：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吴福助主任在彩楼前为公演揭开序幕（杨永智拍摄）

图21：晚场打开镁光灯，将彩楼烘托得金碧辉煌（杨永智拍摄）

图22：外台戏演出时的“前场”，侧身者即为陈羿锡师傅（杨永智拍摄）

图23：“三分前场，七分后场”，乐师们皆是一时之选（杨永智拍摄）

图24：在〈西游记之火云洞）武戏中，竟然有8只孙悟空同时大战牛魔王（杨永智拍摄）

图25：前场师傅掌控的布袋戏道具虎，头部是采取木刻雕成（杨永智拍摄）

图26：台湾东大附小的师生们与演出的布袋戏戏偶合影（杨永智拍摄）

1998年2、3月间，“台湾省政府文化处”为推动“土香水长：虎年台湾民俗文物大展”，假台中市民俗公园盛大举行，洪孟启处长替展览专辑书序：“为彰显地方生活文化，落实文化扎根工作，本处委请黄志农老师、杨永智老师、梁志忠先生配合第一届‘台湾文化节’之举行，规划举办‘土香水长：虎年台湾民俗文物大展’，将各单位珍藏台湾本土的民俗文物，不分畛域，无论公私，经过三个月密集的开会协调，各文物协会近千位朋友的全力动员配合下，获得极其热烈的响应；网罗到以‘台湾虎’为主题的160多件民俗文物，及其它各会友所珍藏的文物1300余件，缔造了史无前例的整合示范。” [15]策展期間，由我出面向“彰艺园”第三代传承人陈羿锡师傅情商，承蒙惠允提供布袋戏道具虎两只、土黏香玩具虎1只参展。

图27：台湾布袋戏道具虎（中、右）与“土黏香”玩具虎（左）（陈羿锡提供，黄雨亭拍摄）

图28：从“土黏香”玩具虎的后爪可见是利用套件缝合（陈羿锡提供，杨永智拍摄）

如今，我在台湾“大行拍卖行”的首展现场，再将1936年12月立花寿编《版艺术》，偕同1941年3月宫川次郎着《趣味の台湾》并观，两书皆收录〈虎仔〉，立花寿还目录附上解释：“模仿玩偶戏，头和四肢用木屑制造而成，身体及尾巴用布做成。其它还有狮子、大象、长颈鹿等等。”清楚地表达“牠”纯粹出自“模仿”，实非相传统布袋戏偶头，讲究取木雕治；我认为，“牠”正是善用宝岛独特的手工艺：“土黏香”制作的乡土玩具。

图29：立花寿《版艺术》刊登料治朝鸣雕版〈虎仔〉童玩（杨永智拍摄）

图30：宫川次郎《趣味の台湾》书前刊登童玩照片，〈虎仔〉位于右下方（杨永智拍摄）

“土黏香”，亦名“木楠香”、“木黏香”、“罗黏香”（肇因于“土”、“罗”二字闽南方言音近，传媒报导以讹传讹，与泥土毫无关系）、“人造木头”。选取桧木（俗名“松罗仔”），以机器磨碎成粉末状的木屑（另一说是太白粉与木屑兑水），混合楠木的树皮（作为黏合剂）、加水搅拌混合成半固体，属于富黏性、可塑性高的环保材料；当然，也可以再掺入香料，譬如檀香、沉香等粉末，徒增芬芳气味。

接着，进行手工压模（依据木刻偶头再翻制为石膏、锡或铅模）塑形。制作之前，昔日要用花生油（容易吸引蟑螂咬囓是其缺点），后来改良采用木屑粉末，先涂刷在模子（区分公模、母模两片）表面，作为脱模的离心剂。脱模取出空心偶头，先得阴干一日，再曝晒五至六天，这段期间要随时检视弯曲状况，适时矫正。完全干燥后浑似硬木，也叫“黏香头”。经过打底（将树脂与石粉混合充作粉底），髹漆润饰，工笔彩绘面目发型，最后植须（钻子钻孔，种入人造丝），才算大功告成。

二战刚结束，宝岛百废待兴，物资十分匮乏。鹿港的制造商必须到彰化市区，向古物商收买破烂陈旧的被单花布，视为戏袍的来源。后来，启用石印、丝网版大量生产，模仿京剧的纹样，印刷于粗白布上。透过剪裁烫平，充作服装。再与手工上彩的偶头，肉色手掌、描黑鞋靴逐一黏合，安插刀剑器械，到位即可。

玩具偶头亦区分大、中、小三种尺度，最小的规格是早期开模，因为从前制作的女工，都是未出阁的小姐，伸直孅孅葱指穿入，所以模型玲珑秀气。

“土黏香”玩具戏偶与道具（祥瑞异兽），即便是轮廓肤浅粗糙，笔触率性写意（却是促成拙趣横生的两大要素），远逊木雕偶头的精致，反倒是无碍孩童们进行撑偶、翻身、跑步、踢脚、拳击、对打时的灵动。台湾俗语：“有钱的买整仙，没钱的买半仙，更穷的用手帕打个结”。成本便宜，随处供应，更加平易近人。可惜罩门唯二：一则不能浸水，否则将还原到初始的木屑泥团状态；二是要提防鼠蚁囓咬，避免品相破坏殆尽。扪心自问，〈虎仔〉才是传统布袋戏的廉价替身，彼时岛上无数稚幼的戏迷们，将正规且昂贵的布袋戏偶扮相，深植脑海，戏台下能够轻易被小手舞弄“土黏香”的虎头布尾，如此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及全台的童年玩伴。

图31：保存如新的“土黏香”玩具戏偶（周丽煌提供，翻摄自台北市历史博物馆展览邮卡）

图32：制作“土黏香”美女偶头的公、母铅模一对（徐智雄提供，杨永智拍摄）

日治期间“土黏香”童玩已经风靡全岛，诚然，它并非台湾鹿港才具有的手工艺，大约在七○年代末期，小镇上还有三到四家店铺经营，今日只剩徐智雄师傅（1944?）作独门生意。徐氏先祖可以上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从福建省泉州府过海登“鹿”，开办“徐长兴”船头行。父亲徐生标，原来是代理上海生产毛巾的进口商人，由于中日战争爆发，两岸贸易不得不中断。战后，才开始自行摸索，舍弃木刻布袋戏偶头的高成本，融合自身娴熟的打锡手工艺与剪裁西装技术，转向推展“土黏香”此门绝艺。第二代的徐智雄师傅从事逾60年，育有两子，皆能继承衣钵，坚持迄今。

图33：2015年12月12日，徐智雄师傅修整“土黏香”偶头脱膜后的轮廓（杨永智拍摄）

2016年元宵节，座落于上海市郊金泽镇下塘街的“金泽工艺社”邀请我，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设计学博士后王拓研究员携手，联合筹备一档“最初的朋友：猴年同玩展”。我获得台湾鹿港徐智雄师傅父子们的支持，特别推荐宝岛童玩的稀珍品类。不过，囿于木屑干燥不免旷日费时，展场只供应半成品的材料包（玩偶头部、拳头及足靴皆已在台干燥定形）。鼓动有缘前来参与的大、小朋友们，卷袖执笔，沾染水溶性颜料，亲自体验立体手绘，将面目、发饰、衣冠及服装着色。反应颇佳之后，亦感染社内员工，勾起童真，回响奥援，亦出手动脑：配色莫不秾孅合度，描摹但求悦目赏心；拣选江南土布，量身剪裁素雅衣裳，套装神采；削竹立竿筑台，充作立偶晾衣支架；取材各显其能，创意别出机杼，让玩偶或昂首阔步、或婀娜多姿，出将入相，有模有样，更惹人爱不释手。

图34：可以当作皇后、贵妇或新娘的“土黏香”童玩偶头（杨斐然手绘，杨永智拍摄）

图35：慢调细画“土黏香”关老爷童玩戏偶的来宾（凌帅军拍摄）

图36：上海“金泽工艺社”客房保洁管理组杨志萍组长（左）、纺织工作坊杨善珍女士（右）同我并肩舞弄“土黏香”童玩戏偶（凌帅军拍摄）

图37：2016年元宵上海“金泽工艺社”特展海报（张培源、王拓设计）

最后，我要再附带补充与立花寿大约同时，在中国内地的氛围：鲁迅（1881?1936）早在1934年4月19日，写给广东东莞木刻版画家陈烟桥（1911?1970）的书信里，抒发一番婆心苦口：“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那活动力也就增大，如果一下子即将它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几个人来称赞阅看，这实在是自杀政策。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 [16]所言极是，我深切感悟到“土俗玩具”不啻为静物、地方风俗与街头风景的具体缩影，恰与台、日同道如立花寿、料治朝鸣、宫川次郎、网千利根、梅田章、立石铁臣、金润作们关注的旨趣，英雄所见居然如此相同。1935年3月1日，广州“现代版画会”发行手印本半月刊《现代版画》第4集：《新春风俗专号》，限定55部，收录并浮贴一枚由刘憬辉雕刻的〈潮安木头戏〉 [17]黑白木刻，正是广东布袋戏的生动速写。

图38：《现代版画》第4集刊登刘憬辉雕刻〈潮安木头戏〉（翻摄自《版画纪程》）

1936年4月15日，为了响应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的宣传，主办方“现代版画会”精心推出一本机印《木刻界》杂志创刊号，限印500册，内容有一段由广东番禺木刻版画家李桦（1907?1994）发出的深沉呼吁：“在重重压逼与榨取下生活着的中国人，还比不上一条狗，哪里有闲情逸致去鉴赏一笔红一笔绿的女人屁股？……在国难谁都不否认是最严重的今日，我们要创造一种什么艺术呢？我们说过既不是一种专以玩弄颜料为得意，看不懂的，或是描画女人屁股的艺术，那么，我们是需要一种最现实、最真切、最强感，而最简单的艺术。” [18]也就在来年的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现代版画会”活动戛然而止。宝岛何其有幸，立花寿、料治熊太已经在这一年的12月，合作刊行《版艺术：台湾土俗玩具集》，奉献给婆娑之岛童真档案里一本最美丽的初衷。

掌中弄巧舞童真：由立花寿编纂《版艺术》浮想（布袋戏篇）

杨永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数字阅读日益普及下，许多爱书人士依旧眷恋指尖翻过书页的美好，从题字、设计、装帧、纸质及书本呈现样貌，所彰显出书籍主人的品味，都是电子书无法取代的阅读氛围。这一次爱阅读者众所期待的古籍书拍卖会即将于‘大行拍卖行’登场。……本次拍卖主题定义为‘台湾关系’，涵盖所有与台湾相关的议题、人文、风土、景观等作品，分别从晚清年代、跨越日治时期、再到国府迁台后，为爱书人士划分了三大藏书阶段，并细细归类出中式古籍、文献、期刊、限定本、特别装帧、作品集、武侠、漫画、手稿、现代繁体、现代文学等11大类别，总拍卖件数高达243件，实为业界创举。” [1]2017年8月4日與5日，我安排在艳阳高照的午后，兴奋奔赴位于宝岛台北市忠孝东路二段26号的首展現場，抢先拜览希觏珍罕的图籍紙本，也获得拍卖行客服部王薇婷专员不吝分享策画過程，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侯淳耀硕士生全程协助调度，台湾大学经济系高材生陈冠蓓女史拨冗翻译日语文献。于今，乃不忝固陋，草撰心得数篇，或能提供宇内同好们鉴古知今、浮想联翩的研究材料。

图01：台湾“大行拍卖行”举办古籍拍卖会宣传海报（王薇婷、廖薇真设计）

图02：“台湾关系古籍拍卖会”首展现场（杨永智拍摄）

立花寿，日本福岛人，生卒年不可考。他在日本大正3年（1914）至大正13年（1924）之间，担任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庶务课书记。并与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政治学教授中井淳（1938?1943）等15位同好筹组“台北人形木偶会”，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一就在立花家中举行例会。他推崇：“人形木偶是乡土玩具的宠儿，非常精美。如果不懂得人形木偶就没有资格谈什么趣味。” [2]

图03：台北市“百城堂书店”书橱里，展售日本东北特产：圆头圆身的人形木偶（杨永智拍摄）

图04：以立花寿作为票主的〈小公鸡〉藏书票，纸幅纵8厘米，横7.6厘米，版面纵6厘米，横6.2厘米，选取朱、墨双色套印完成（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1936年12月，立花寿答应日本东京“白与黒社”主编料治熊太 [3]的约稿，提供当时风行宝岛的乡土玩具，新旧并陈，例如（1）来自台湾东岸离岛“红头屿（今名兰屿）”达悟族人手捏素烧的人偶、小猪，之后也吸引宫川次郎、立石铁臣等日人瞩目，作为研究著述或图谱写生的对象。（2）由台湾中部阿里山民手削竹编的“角力”，被立花寿推崇为珍稀的童玩。（3）活用岛上盛产的槟榔种子，充作武打人偶的脖子和身躯，外皮变成头发和腰蓑，手臂则用台湾红豆串起，树立在水牛角的底座上，正是就地取材的典范。（4）因袭中原汉人传入者，见诸布袋戏、傀儡戏、皮影戏戏偶与南方地区极为常见的竹节蛇。（5）在台北市北投温泉区烧制的土铃和土笛则是新近开发。（6）“退身（“替身”之误写）”、山鬼与小鬼面具等纸扎，深蕴宗教意涵，实在不能混淆为嬉游道具，我将另作专文探讨。

再经由料治朝鸣进行艺术加工，缩样刻绘成22幅木刻版画，包括封面的〈狮头〉纸扎与封底的〈捏面人〉 [4]，辑成《版艺术》第57号，颜曰：《台湾土俗玩具集》。并作〈后记〉：“本辑由台北市的立花寿编辑，我虽然有幸收到精致的原稿，可惜碍于我的技术拙劣，无法传达出本心。但是总而言之，能将欲介绍的玩具集结成一册，是热心研究台湾玩具的立花氏的一大功绩。”

图05：日本木刻版画家料治朝鸣肖像（翻摄自网站）

1941年8月，立花寿担任“台湾妇人慈善会” [5]理事。同时，1887年出生在日本福岛县的民间业余收藏家宫川次郎 [6]打著“台湾实业界社”的名义，选訂在8月间举辦一场“趣味的台湾座谈会”，邀请彼时岛内相关“台湾趣味界”的权威人士，共计10位与会，宫川在开场时如此介绍同乡立花寿：“玩具研究家，是台湾最有名的搜集家，成天埋首于玩具中。” [7]

图06：1941年8月，立花寿参加“趣味的台湾座谈会”（右起第三位）（翻摄自《台湾实业界》）

图07：立花寿编《版艺术：台湾土俗玩具集》封面（杨永智拍摄）

本文尝试就立花寿编《台湾土俗玩具集》刊登的布袋戏戏偶、偶头及“土黏香”玩具虎作为观照重点，旁及经眼所及相关图像以佐证。布袋戏，亦名小笼、掌中戏、指头木偶戏、指头傀儡、尫仔仙戏。尫仔仙即是戏偶的俗称，头部、手掌、靴鞋皆取木雕成，身躯与四肢则另以粗布缝合，外观方正，貌似布袋；早年演外台，戏台前垂布围，造形也近似；演出时，戏偶悬挂在戏台下方竹杠上，下置一个用布缝制的大袋子里；演出后，所有戏偶都收贮于布袋，俾利运输赶场。道光9年（1829）纂修《晋江县志》第72卷〈风俗志‧歌谣〉记录：“木头戏，俗名‘傀儡’。近复有掌中弄巧，俗名‘布袋戏’。演唱一场，各成音节。”自此，在道光、咸丰两朝以降，从福建泉、漳，和粤东潮州的艺师们接连渡海登“台”献艺，十指演文武，古今绕指柔，将此一民间小戏传入美丽之岛，开枝散叶，发扬光大。其中虏获人心的关键，除开锦衣锈裳，就在于巧雕细镂的戏台与生动水灵的偶头。

“四面晴光对屏嶂，三春佳气入楼台”。这付对子出自目前在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珍藏，一座来自台湾屏东、清季精刻的六角棚布袋戏戏台，俗称“彩楼”，高132厘米、横127.3厘米。1987年创办“台原出版社”的林勃仲医师，提早到馆参观：“看到那尊清乾隆年间的戏神田都元帅 [8]以及古色古香的‘六角棚’戏台，还有那些皮影、傀儡、木雕、银器、刺绣与先住民族的工艺品，让我产生极大的感动，忍不住当场流下眼泪。” [9]2011年10月15日上午，我偕爱人亦何其有幸，福缘骈臻，也瞻仰到这座久负盛名的古彩楼，棚台、彩牌、樑柱、窗櫺、藻井，雕工巨细糜遗，手法繁复华丽。

图08：闽南遗存“勅封田都元帅”，印版纵14.4厘米，横8.8厘米（荷兰罗斌提供，杨永智印刷）

图09：台湾鹿港玉渠宫颁行田都元帅神符，印版纵24.8厘米，横15厘米（李奕兴画稿，杨永智印刷）

图10：日本天理参考馆典藏台湾屏东六角棚彩楼（杨永智拍摄）

图11：日治时期发行台湾四角棚彩楼及戏偶的邮卡（杨永智提供并拍摄）

风行宝岛的布袋戏偶头大多数从福建泉州传入，亦名“唐山头”，以市内涂门街的“涂门头”与环山乡花园头村的“花园头”最具代表性。木刻偶头，俗喚“尫仔頭”，必需经过选木（银杏或香梓，台湾选用樟木）→定胚→雕刻→磨光→糊棉纸→打土底→粉底→开眉→打花面→装发黏须等程序，始能完成。大约在1920年前后，泉州籍台商陈普仁选在艋舺将军庙附近（今万华区环河南路）开业，专办泉、台贸易交流，以古书、宣纸为大宗，兼营布袋戏戏台与戏偶的交易。 [10]

图12：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雕塑馆”典藏福建省出品布袋戏偶头（杨永智拍摄）

1934年3月问世的《版艺术》第24号，题名《续万国民艺土俗玩具号》，收录两颗台湾布袋戏偶头，由日人网千利根操刀。1936年12月出版的《版艺术》第57号，主打《台湾土俗玩具集》，也罗致偶头三个，皆是料治朝鸣锲版。影响所及，岛内其它有识之士，也关注此一品类，例如1941年8月，台北市大正町“文艺台湾社”发行同人杂志《文艺台湾》第2卷第5号，刊登日人有富宇一拍摄的“布袋戏の舞台面”与“布袋戏の人形”黑白照片。1942年1月，台北市八甲町“盛文社”印刷《民俗台湾》（侧重推介宝岛风土民情的日文月刊）第2卷第1号，由画家立石铁臣创作〈马面〉偶头木版画当封面，又在第21页撰文，还将整尊戏偶的钢笔画作刊头。1943年3月，台北市建成町“台湾社”付梓《台湾》月刊（专门以日本短歌与文艺作品为导向的杂志），也在扉页上黏贴一幅由日人梅田章（具备版画家及短歌诗人双重才华）创作的台湾布袋戏人偶木版画，时任台北第二师范学校（今日台北市“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前身）教员的新村益寿撰写说明：戏偶造形脱胎自南管派（即泉州调）的手路，借用了唐代文武兼备的颜真卿风采。 [11]

图13、14：《版艺术》第24号、第57号皆刊登台湾布袋戏偶头（杨永智拍摄）

图15、16：立石铁臣取材布袋戏〈马面〉戏偶，为《民俗台湾》设计封面与内页插圖（杨永智拍摄）

图17：《版艺术：台湾土俗玩具集》刊登料治朝鸣雕版的两尊布袋戏戏偶（杨永智拍摄）

图18：《台湾》刊登梅田章雕刻布袋戏戏偶（吴三连台湾史料中心提供）

图19：金润作《波茨坦科长》封面设计（翻摄自吴浊流先生纪念网站）

1945年9月4日，《民俗台湾》主编池田敏雄（1916?1981）在《战败后日记》写道：“信步走到万华……归途中，在祖师庙（位在台北市万华区，主祀清水祖师）看到战争期间禁演的布袋戏。” [12]1948年5月31日，台湾新竹新埔作家吴浊流（1900?1976）以日文发表短篇小说集《ポッタム（波茨坦）科长》，交付台北市新富町“明星印书馆”印刷，封面的布袋戏偶头特别委请台南市前辈画家金润作（1922?1983）设想：将右手食指伸进地方小吏的头颅内，大拇指与中指本来应该分别支撑起两侧衣袖，构图却刻意卸下戏服，裸“身”扮相。钻研台湾美术史的萧琼瑞教授给评：“正如吴浊流书中描写的，讽刺台湾人爱做官、巴结外来殖民政权的心态，确实入木三分；这种官是被人摆布，没有自我，布袋戏尪仔一个，台湾人不懂得自己做台湾的主人。” [13]我认为这是一幅战后初期，透过童玩旧画题赋予时代新命意，带有浓冽政治色彩的讽刺画。

“彰艺园”掌中剧团，早于1930年起就在台湾彰化县彰化市创立，1946年由陈木火团长成立“祥盛天”掌中剧团。长子陈峰烟赓继接手，1958年正式向当局登记地方剧团执照，逐步打响名气，成为中部三大团之一，全岛演出不断。1994年5月23日至27日，答应台中市东海大学中文系吴福助主任与我力邀，配合传统戏偶静态文物展首度进入中部高校展出的同时，选定风景优美的校园邮局附设信箱间前广场，搭棚起楼，公演三场外台戏：〈扮仙〉、〈三国演义之千里寻兄〉和〈西游记之火云洞〉，戏台头手由团长陈峰烟担纲，羿锡兄弟从旁协助，后场吹奏、拉琴、打锣及单皮鼓全套伺候，绝不含糊。掌中见世情，弹指笑凡尘，就在唱腔宏亮、身段利落，附会吆喝与锣鼓琴弦的多重激荡中，但见戏偶轻易施展翻空、换手、杂耍等武戏动作，勾引着附属小学（由陈正治老师领导）学生们的眼球，鼓掌叫好，欲罢不能！ [14]

图20：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吴福助主任在彩楼前为公演揭开序幕（杨永智拍摄）

图21：晚场打开镁光灯，将彩楼烘托得金碧辉煌（杨永智拍摄）

图22：外台戏演出时的“前场”，侧身者即为陈羿锡师傅（杨永智拍摄）

图23：“三分前场，七分后场”，乐师们皆是一时之选（杨永智拍摄）

图24：在〈西游记之火云洞）武戏中，竟然有8只孙悟空同时大战牛魔王（杨永智拍摄）

图25：前场师傅掌控的布袋戏道具虎，头部是采取木刻雕成（杨永智拍摄）

图26：台湾东大附小的师生们与演出的布袋戏戏偶合影（杨永智拍摄）

1998年2、3月间，“台湾省政府文化处”为推动“土香水长：虎年台湾民俗文物大展”，假台中市民俗公园盛大举行，洪孟启处长替展览专辑书序：“为彰显地方生活文化，落实文化扎根工作，本处委请黄志农老师、杨永智老师、梁志忠先生配合第一届‘台湾文化节’之举行，规划举办‘土香水长：虎年台湾民俗文物大展’，将各单位珍藏台湾本土的民俗文物，不分畛域，无论公私，经过三个月密集的开会协调，各文物协会近千位朋友的全力动员配合下，获得极其热烈的响应；网罗到以‘台湾虎’为主题的160多件民俗文物，及其它各会友所珍藏的文物1300余件，缔造了史无前例的整合示范。” [15]策展期間，由我出面向“彰艺园”第三代传承人陈羿锡师傅情商，承蒙惠允提供布袋戏道具虎两只、土黏香玩具虎1只参展。

图27：台湾布袋戏道具虎（中、右）与“土黏香”玩具虎（左）（陈羿锡提供，黄雨亭拍摄）

图28：从“土黏香”玩具虎的后爪可见是利用套件缝合（陈羿锡提供，杨永智拍摄）

如今，我在台湾“大行拍卖行”的首展现场，再将1936年12月立花寿编《版艺术》，偕同1941年3月宫川次郎着《趣味の台湾》并观，两书皆收录〈虎仔〉，立花寿还目录附上解释：“模仿玩偶戏，头和四肢用木屑制造而成，身体及尾巴用布做成。其它还有狮子、大象、长颈鹿等等。”清楚地表达“牠”纯粹出自“模仿”，实非相传统布袋戏偶头，讲究取木雕治；我认为，“牠”正是善用宝岛独特的手工艺：“土黏香”制作的乡土玩具。

图29：立花寿《版艺术》刊登料治朝鸣雕版〈虎仔〉童玩（杨永智拍摄）

图30：宫川次郎《趣味の台湾》书前刊登童玩照片，〈虎仔〉位于右下方（杨永智拍摄）

“土黏香”，亦名“木楠香”、“木黏香”、“罗黏香”（肇因于“土”、“罗”二字闽南方言音近，传媒报导以讹传讹，与泥土毫无关系）、“人造木头”。选取桧木（俗名“松罗仔”），以机器磨碎成粉末状的木屑（另一说是太白粉与木屑兑水），混合楠木的树皮（作为黏合剂）、加水搅拌混合成半固体，属于富黏性、可塑性高的环保材料；当然，也可以再掺入香料，譬如檀香、沉香等粉末，徒增芬芳气味。

接着，进行手工压模（依据木刻偶头再翻制为石膏、锡或铅模）塑形。制作之前，昔日要用花生油（容易吸引蟑螂咬囓是其缺点），后来改良采用木屑粉末，先涂刷在模子（区分公模、母模两片）表面，作为脱模的离心剂。脱模取出空心偶头，先得阴干一日，再曝晒五至六天，这段期间要随时检视弯曲状况，适时矫正。完全干燥后浑似硬木，也叫“黏香头”。经过打底（将树脂与石粉混合充作粉底），髹漆润饰，工笔彩绘面目发型，最后植须（钻子钻孔，种入人造丝），才算大功告成。

二战刚结束，宝岛百废待兴，物资十分匮乏。鹿港的制造商必须到彰化市区，向古物商收买破烂陈旧的被单花布，视为戏袍的来源。后来，启用石印、丝网版大量生产，模仿京剧的纹样，印刷于粗白布上。透过剪裁烫平，充作服装。再与手工上彩的偶头，肉色手掌、描黑鞋靴逐一黏合，安插刀剑器械，到位即可。

玩具偶头亦区分大、中、小三种尺度，最小的规格是早期开模，因为从前制作的女工，都是未出阁的小姐，伸直孅孅葱指穿入，所以模型玲珑秀气。

“土黏香”玩具戏偶与道具（祥瑞异兽），即便是轮廓肤浅粗糙，笔触率性写意（却是促成拙趣横生的两大要素），远逊木雕偶头的精致，反倒是无碍孩童们进行撑偶、翻身、跑步、踢脚、拳击、对打时的灵动。台湾俗语：“有钱的买整仙，没钱的买半仙，更穷的用手帕打个结”。成本便宜，随处供应，更加平易近人。可惜罩门唯二：一则不能浸水，否则将还原到初始的木屑泥团状态；二是要提防鼠蚁囓咬，避免品相破坏殆尽。扪心自问，〈虎仔〉才是传统布袋戏的廉价替身，彼时岛上无数稚幼的戏迷们，将正规且昂贵的布袋戏偶扮相，深植脑海，戏台下能够轻易被小手舞弄“土黏香”的虎头布尾，如此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及全台的童年玩伴。

图31：保存如新的“土黏香”玩具戏偶（周丽煌提供，翻摄自台北市历史博物馆展览邮卡）

图32：制作“土黏香”美女偶头的公、母铅模一对（徐智雄提供，杨永智拍摄）

日治期间“土黏香”童玩已经风靡全岛，诚然，它并非台湾鹿港才具有的手工艺，大约在七○年代末期，小镇上还有三到四家店铺经营，今日只剩徐智雄师傅（1944?）作独门生意。徐氏先祖可以上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从福建省泉州府过海登“鹿”，开办“徐长兴”船头行。父亲徐生标，原来是代理上海生产毛巾的进口商人，由于中日战争爆发，两岸贸易不得不中断。战后，才开始自行摸索，舍弃木刻布袋戏偶头的高成本，融合自身娴熟的打锡手工艺与剪裁西装技术，转向推展“土黏香”此门绝艺。第二代的徐智雄师傅从事逾60年，育有两子，皆能继承衣钵，坚持迄今。

图33：2015年12月12日，徐智雄师傅修整“土黏香”偶头脱膜后的轮廓（杨永智拍摄）

2016年元宵节，座落于上海市郊金泽镇下塘街的“金泽工艺社”邀请我，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设计学博士后王拓研究员携手，联合筹备一档“最初的朋友：猴年同玩展”。我获得台湾鹿港徐智雄师傅父子们的支持，特别推荐宝岛童玩的稀珍品类。不过，囿于木屑干燥不免旷日费时，展场只供应半成品的材料包（玩偶头部、拳头及足靴皆已在台干燥定形）。鼓动有缘前来参与的大、小朋友们，卷袖执笔，沾染水溶性颜料，亲自体验立体手绘，将面目、发饰、衣冠及服装着色。反应颇佳之后，亦感染社内员工，勾起童真，回响奥援，亦出手动脑：配色莫不秾孅合度，描摹但求悦目赏心；拣选江南土布，量身剪裁素雅衣裳，套装神采；削竹立竿筑台，充作立偶晾衣支架；取材各显其能，创意别出机杼，让玩偶或昂首阔步、或婀娜多姿，出将入相，有模有样，更惹人爱不释手。

图34：可以当作皇后、贵妇或新娘的“土黏香”童玩偶头（杨斐然手绘，杨永智拍摄）

图35：慢调细画“土黏香”关老爷童玩戏偶的来宾（凌帅军拍摄）

图36：上海“金泽工艺社”客房保洁管理组杨志萍组长（左）、纺织工作坊杨善珍女士（右）同我并肩舞弄“土黏香”童玩戏偶（凌帅军拍摄）

图37：2016年元宵上海“金泽工艺社”特展海报（张培源、王拓设计）

最后，我要再附带补充与立花寿大约同时，在中国内地的氛围：鲁迅（1881?1936）早在1934年4月19日，写给广东东莞木刻版画家陈烟桥（1911?1970）的书信里，抒发一番婆心苦口：“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那活动力也就增大，如果一下子即将它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几个人来称赞阅看，这实在是自杀政策。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 [16]所言极是，我深切感悟到“土俗玩具”不啻为静物、地方风俗与街头风景的具体缩影，恰与台、日同道如立花寿、料治朝鸣、宫川次郎、网千利根、梅田章、立石铁臣、金润作们关注的旨趣，英雄所见居然如此相同。1935年3月1日，广州“现代版画会”发行手印本半月刊《现代版画》第4集：《新春风俗专号》，限定55部，收录并浮贴一枚由刘憬辉雕刻的〈潮安木头戏〉 [17]黑白木刻，正是广东布袋戏的生动速写。

图38：《现代版画》第4集刊登刘憬辉雕刻〈潮安木头戏〉（翻摄自《版画纪程》）

1936年4月15日，为了响应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的宣传，主办方“现代版画会”精心推出一本机印《木刻界》杂志创刊号，限印500册，内容有一段由广东番禺木刻版画家李桦（1907?1994）发出的深沉呼吁：“在重重压逼与榨取下生活着的中国人，还比不上一条狗，哪里有闲情逸致去鉴赏一笔红一笔绿的女人屁股？……在国难谁都不否认是最严重的今日，我们要创造一种什么艺术呢？我们说过既不是一种专以玩弄颜料为得意，看不懂的，或是描画女人屁股的艺术，那么，我们是需要一种最现实、最真切、最强感，而最简单的艺术。” [18]也就在来年的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现代版画会”活动戛然而止。宝岛何其有幸，立花寿、料治熊太已经在这一年的12月，合作刊行《版艺术：台湾土俗玩具集》，奉献给婆娑之岛童真档案里一本最美丽的初衷。